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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总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１９４１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１０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帐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作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兹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头头们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６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得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１２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地，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３５０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３５０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１１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５６—５８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１５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３０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１月２３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１８３０年，每年还有８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１月２７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９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他提醒听众——内中有４０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１９３９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被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作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内才能作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们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