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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堡离开会场时，虽然戴上了帝国东方部长的头衔。但这是个空衔，而他也明白，自己关于东方的梦想，已无多少实现的希望了。多大的一个悲剧呀，他暗想，希特勒依然对斯拉夫人抱着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在他年青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那时，他读了许多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把斯拉夫人描述成懒惰成性的原始人，是不可救药的二等民族。希特勒对苏联的体制的完全误解，也同样招来灾祸。在大俄罗斯人桎梏下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原是第三帝国的潜在的盟友，如果待他们得当，给他们一点自治权，本可以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的。但元首听了鲍曼和戈林的话，说这些人应该用鞭子才控制得住。要把希特勒从这条道路上劝说回来，看来已属无望，但罗森堡仍决心试一试。这个决心也是虚弱的，因为谁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只要元首双眼向他一瞪，与通常一样，他也会吓得不敢作声的。
（３）
有什么能令你苦恼啊，
你，武装的骑士，
无力地闲荡的骑士？
——济慈
１９４１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染上了疾病。首先，他经常胃痛——可能是不可抑制性的。这是由于服药过量——每星期口服１２０—１５０片防毒药，外加注射１０支烈性的磺胺。
接着，他又染上了痢疾——这是“狼穴”周围沼泽地区的常见病。他除拉痢疾、恶心和四肢酸痛外，还发冷发热。７月下旬，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一种更加严重地威胁他的健康的病发作了。从一开始便反对“巴巴罗沙”的外交部长大发雷霆，高声反对入侵苏俄。希特勒被这异乎寻常的攻击气得脸色发青。他力图为自己辩护，但话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他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声不响，很是吓人。“我以为患心脏病了”，他终于开了口。“以后你再不要这样反对我了！”
莫雷尔医生非常关心，把元首的心电图特地送给巴德瑙海姆心脏医院的卡尔·韦伯博士（著名的心科权威）复检。他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是希特勒，只知道他是一位“工作很忙的外交家”。他的诊断是：急剧发展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不治之症。莫雷尔医生很可能未将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一次，他当面对元首说，他的心脏很好。但是，莫雷尔却在他的处方中加进了多种药：补心剂（有益无害的药水，专治循环系统功能欠佳、昏厥和疲劳过度）、肾上腺素等。
希特勒的病刚好是在他与其将领间的矛盾（关于东面的战争应如何打的问题）达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他已下令取消向莫斯科发动直接进攻。他剥夺了中央集团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一部被派往北部，目的是拿下列宁格勒；另一部被派往南部，以便向乌克兰进军。这两个地区，在希特勒看来，都比莫斯科更重要。前者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列宁的名字命令〉，后者是因为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乌克兰不仅工业重地和盛产粮食，克里米亚也是苏联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潜在的空军基地。再者，一旦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军便能顺利进军高加索。
希特勒的病为勃劳希契的哈尔德破坏元首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试图将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由哈尔德向约德尔施加个人的影响，以获得他的支持。直到８月中旬，希特勒的身体渐渐复原时，他才发觉他们在背后搞了些什么：执行的既不是他的战略，也不是哈尔德的方针，而是两者的混合物。为了澄清形势，希特勒于８月２１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不可能有误解的：“冬季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克里米亚半岛。”不到列宁格勒已被孤立和南方的第五军被消灭，向莫斯科的进攻不得开始。接着，在这道命令下达几小时后，希特勒生气地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它比教人如何打仗的严厉的讲稿稍好一些。希特勒是在愤怒中宣读这份备忘录的。他攻击说，某些指挥官已受”自私的欲望”和“恶霸脾气”的驱使，他把陆军总司令部说成是“死抱着过时理论”的集合体。
“这是陆军的凶日！”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无法忍受！”哈尔德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闻所未闻！极限！”２２日，哈尔德与勃劳希契一起，大发牢骚几小时，抱怨元首干预陆军内部事务的“无法接受的”做法。末了，他建议两人一起辞职。身体瘦弱多病、精神不振的老元帅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这不可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要尽力在自己的人员中平叛。他向他们说，元首曾亲口保证，在乌克兰的胜利一经在握，所有能腾出来的兵力都将投入向莫斯科的进攻中去。此后，叛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在一阵低一阵的喃喃叫苦声中平息下去了。
（４）
这次小危机，不久便被墨索里尼到前线视察的声浪淹没了。这次视察被大肆宣扬。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希特勒，扩大意大利远征军在俄国战场上的兵力，以便分享一些粉碎共产主义的荣耀。然而，当意大利总理的专列驶抵“狼穴”时，墨索里尼的情况很糟——他的儿子布鲁诺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仍为此悲伤不已——无法与他的盟友斗智。
希特勒在“狼穴”附近的小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当天，希特勒根本不让意大利总理有开口的机会。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在东方取得的胜利，法国的愚蠢，以及罗斯福身旁的犹太集团的罪恶阴谋。当他的客人好不容易开口提到扩军的事情时，他又改变了话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依然在不停地独白。只是在墨索里尼听烦了德国的光荣和丰功伟绩时，他才长篇大论地讲述古罗马的凯旋，和曾在他们正在视察的地区作过战的古罗马皇帝图雷真的业绩。
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的乌曼，他们视察了一个意大利师。当钢盔上飘着羽毛的意大利士兵高喊着“领袖！”骑着摩托车从他跟前呼啸而过时，墨索里尼高兴得满脸红光。但是，当他们走进依然冒着硝烟的乌曼，希特勒受到他的士兵的欢呼时，希特勒重又成了风头人物。午餐后，他把墨索里尼留在后边，自己则到部队去走一走。意大利总理觉得受辱，但在回程的航行中报了一箭之仇。他跑到前边与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交谈。波尔因墨索里尼的热心颇为高兴，特别是他竟请求让他驾驶飞机。希特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表示同意，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当他先前崇拜的偶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操纵飞机时，希特勒坐立不安。
这个胜利一瞬即逝。在漫漫的归国途中，墨索里尼一直垂头丧气。他非但未得到扩军的许可，反而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当墨索里尼得悉关于这次视察里宾特洛甫不发表双方同意了的联合公报以及好像把外长的名字排在凯特尔以后时，他的沮丧变成了愤怒。
这一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屈服了，叫里宾特洛甫赶快与他合作，为他的名誉报仇后，墨索里尼的情绪高涨了。他把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狄诺·阿尔非里召来，叫他为他们的前线之行作一报道。“这点别忘了提”，他说，“那就是，在颇长的一段航程中，是我亲自驾驶元首的四引擎座机的。”
在“狼穴”，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认为进攻莫斯科的时机到了。在俱乐部与秘书和副官们一起喝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几星期后我们便在莫斯科”，他用又粗又深沉的声音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会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物。莫斯科这个地名将永远消失。”于是，在９月５日下午，他便对哈尔德说，“在８至１０日内，中央战线开始进军。”当天晚餐时，他情绪轻松，几乎是在作乐。他的话全被罗森堡派往元首总司令部的联络员维尔纳·柯本记录下来。打从那年７月上旬起，应罗森堡的请求，他便慎重地把元首在餐桌旁的讲话记录在案。柯本猜测，希特勒是知道他在干什么，便偷偷地先在餐巾纸上记下元首谈话的大意，然后立刻将清晰地记得的内容补充上去。原稿和复写稿则由信使送往柏林。
柯本有所不知的是，同桌另有一个包斯威尔（１７４０—１７９５，苏格兰律师及作家，以为他人作传记著称——译者注）。在他们来到“狼穴”后不久，鲍曼随口向他的副官海因里希·海姆建议，让他偷偷地把领袖的谈话记录下来。为了不让希特勒发觉他的谈话已被人偷记，鲍曼叫他的副官完全依靠记忆。但是，为准确起见，海姆自作主张，把卡片放在膝上记，作了大量的记录。鲍曼大吃一惊，却又默许他继续记下去（后来，部分记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版本各式各样。最后一本的题目叫《希特勒谈话录》，由亨利·皮克主编。１９４２年３月至７月，他代表海姆当上了法庭记者。任何一家出版商均未与海姆相商或叫他写评论，或给他机会改正关于它们的出处的不确切的提法。已出版的部分虽然听来很精确，但许多重要段落均未收入。例如，在皮克本中，只约有六分之一的记录被收集进去。海姆坚信，希特勒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餐桌旁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