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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４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慕尼黑称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１０６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列宁。１０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１１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胁。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３０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１月２０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１月２０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骗。在孤立无援，只能自食气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５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忆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需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２月５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于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６月２８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了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