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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
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向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暗中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名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尔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在名集中营里呆了５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尔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费尔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之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４）
爆炸事件后１２天，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将如期进行，但“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是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他日后或许能诱使英国宽恕其东进之举。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们。此次会议于１１月２３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作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作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这是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拚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１１月３０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１９１８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但是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苏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或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之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１２月２６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B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用电报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节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９０００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包括自己的政权在内——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２０年、许多同志为它而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４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她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１月８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