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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１９１８—１９３３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１９３８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１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１８年１１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１０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１月２９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６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迫我杀你们！”
（３）
在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１９３９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１月１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所作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在这个月中”，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他计划让公众舆论接受他的观点——对公众舆论，他不屑一顾。”理由：墨索里尼生怕与西方发生战争，现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的希望只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作出贡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时候以来，对慕尼黑条约他深觉后悔，因为，很明显，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２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它仍在信奉异教的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并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代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另一个危机便会随即出现——授希特勒以他所需之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故作之举，目的在于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作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但他也不太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消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然而，到次晚，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在这次晚宴上，在汽车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友好，已明显地消失了”，汉德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双眼紧盯着我的右肩，只讲一般的话题，但也强调一点：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虽然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在下一次给伦敦的报告中却也未提到这点。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３月６日，英国驻捷克大使牛顿从布拉格发回的报告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似乎朝危机的方向发展。”由于斯洛伐克要求财政援助，事态便发展到了赤热化程度。“在这件争执中，德国起了什么作用”——德国若插了手的话——”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于上星期访问了柏林。”
因为某种原因这封电报被耽搁４８小时。至此时，汉德逊已从“模糊的不安”中苏醒过来。３月９日，他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表示坚信，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希特勒本人曾在世界大战中作过战，强烈地反对流血，或导致德国人死亡的任何方法。”纳粹的极端分子虽有可能吵着要继续进行侵略，但，作为煽动政治家的希特勒，却倾向于讨好多数，而不是讨好疯狂的少数。“因为我无法找到可以证实希特勒已发疯或处在发疯边缘的理论的论据，这也是我为何会认为他今天想的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４）
当晚，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艾米·哈查——他曾承认自己不太懂政治——终于犯下了希特勒一直在坐等的一个大错误：他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令部队准备开进斯洛伐克地区。次日，星期五，哈查宣布实行戒严。
希特勒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取消了前往维也纳参加德奥合并的庆祝活动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次入侵作好准备。他原怕苏联会匆忙援助布拉格，但这小小的恐惧也几乎立即消失了。即使哈查已不得不求助于戒严令，斯大林却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西方利用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这是与苏联的政策相一致的：他们公开宣布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忠实盟友，却一点儿险也不愿冒。
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是：根据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只要在法国采取行动后，苏联才能提供援助。
星期六，即希特勒最喜欢起事的日子，他以通常的灵巧采取行动了。首先，他指示凯特尔将军起草一份最后通牒，强令捷克不准抵抗，服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军事占领。接着，他又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土内的特工人员发出了破坏的指示。与此同时，汉德逊正在给哈利法克斯打电话，要他谨慎行事。他怀疑“希特勒先生此时是否已作出任何决定。所以，本人认为，在本周末不在国外说任何话或发表任何文章是极可取的，因为这会促使希特勒匆忙采取行动。”
什么也不需要。当晚，希特勒派遣两名奥地利傀儡领导人，在五名德国将军的陪同下，乘车过了多瑙河，进了布拉迪斯拉发，冲进斯洛伐克新内阁的会场。他们让阁僚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但新内阁企图拖延时间，声称他必须首先与布拉格政府讨论局势。前任总理约瑟夫·提索——原是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原被扣押在一寺院里；现在，他突如其来，戏剧性地出现了。原来，身体肥胖的提索神父（“我性子一起便要吃半磅火腿，这才解馋。”）越狱脱逃。他要求斯洛伐克新内阁于３月１２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提索透露：他已获得“邀请”，去见希特勒于柏林。他说，他是在不是德军就是匈牙利军占领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邀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