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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已经没有了制度的保障。当时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渴望统一天下、传之万世；弱者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断绝。而士是各国争夺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还制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舆论，一时哄传。《吕氏春秋》中的这段很像广告的妙文，也是“舆论”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高价出卖给识货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时诸国的国君因为是世代相传，退化者多，面对纷乱列国形势则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竞相从各国引进士。于是，需求者众，“士”自然会以为奇货可居，不必对统治者低三下四，“说大人则藐之”，士仿佛坚挺起来了，但这离真正的独立性还很遥远。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那时毕竟离贵族社会相去不远，每个阶层的人们对属于自己操守的记忆，尚未完全丧失，有的还能严格遵守，所以才会有“宋襄公不杀二毛”、“二桃杀三士”、“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等被后世聪明人视为“愚蠢”的事件发生。也因为君臣之隔尚不太悬绝，上下之间也还保留了一些相对关系，没有单方面的奉献。还应该看到，当时学派蜂起，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游走于诸侯之间，在游说人君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利益，于是在许多学者看来，君臣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之间互有权利义务。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张君臣要共同遵守礼的规范。虽然这个“礼”不单纯是揖让进退之节，但确实包含着君主对臣工的人格和利益的尊重；孟子说得更清楚明确：“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当时的士人不仅争得了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赢得了一些做人的尊严。士人们的进退出处也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些在当时的诸子（除了法家）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吮痈舐痔之徒不能说没有，但他们受到社会舆论一致的蔑视和鄙弃则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传统的保护士节的制度和措施也受到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尊重，其中《礼记·曲礼》中说的“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条。这也是使士人保持“节”的一个外部条件。
古代刑事惩罚主要是“身体刑”（近代则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其中最轻的是“髡”（剃发），最重的是“辟”（杀头）。这些惩罚严重地摧毁着人的尊严和自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士大夫“受辱”的若干层次时，是把重点放在身体所受的伤害上：“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被摧毁了自尊心的和被摧残了肢体的士人，怎么能够承担起社会赋予他的职责呢？司马迁在讲了一系列的“受辱”之后，也谈到了《礼记》的“刑不上大夫”之说，他认为“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统治者提倡“士节”，似乎不能完全从特权角度理解，其目的在于使士大夫保持其精神追求，也是他们从事其职业的保证。当时士大夫是社会的管理者，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掌握着“公权力”；倘若士节被摧毁，使其没有了操守，可以无所不为，这样“公权力”就会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那么本来的社会中坚就成为社会蠹虫。另外还应看到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培养了一批有廉耻、识去就、守信义、重然诺的官员，这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也是一个制约。
先秦诸子大多看重士节，有的还张扬士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们对于君王权力的扩张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诸子是以“帝王师”自视的（使后世有道统与治统之争），道家特别是庄子视权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顾（后世遂有与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们的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惟有法家把权力绝对化，漠视众生，面目可憎。他们造就了对君主奴颜婢膝、对臣民冷酷无情的酷吏。后世所说的“三纲”的首倡者实际上是法家，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法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只是他的驯服工具，应该绝对服从，否则不应在世上存在。商鞅、韩非的“理论”只考虑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从不为其他阶层的人着想。他们设计的“理想国”中，君王以下，只有替君王卖命的战士和为君王生产食物的农夫（所谓“耕战之士”），其他的都是虮虱或蠹虫，都在应予消灭之列。这些法家代表人物也真是“大公无私”，在他们设计的理想国中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难怪商鞅、韩非死在了实践法家“理想”的秦国。这种现象用文言说是“作法自毙”，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活该”。他们的死不具有“悲剧意义”！此外，还应该看到，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也剥夺掉了后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部条件！
这个法家的理想国，被称作“虎狼之国”的秦，统一了天下（其实当时有可能统一中国的还有齐国和楚国，但历史选择了文化最落后的秦国，这才是历史的悲剧。恩格斯曾指出，冷兵器时期，往往是骠悍野蛮民族战胜先进的文明民族。秦统一中国，在文化上其主要倾向是倒退）。秦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起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实现大一统后，士人的依附者只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垄断，他们在惟一的主顾面前再也硬不起来了，“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保持节操的外部条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变成了非得依附在某张“皮”上不可的“毛”。这时“士节”要表示出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是要依赖统治者对士的尊重的程度和士人自身的内在力量。
刘邦是个来自农村的痞子，没有多少教养，好轻侮人，当着士人的面让两个侍女给他洗脚，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当谋士郦食其求见时，他说不见“儒人”，郦食其说“我乃高阳酒徒也”！意谓我只是个高阳的酒鬼，与你这个沛县的痞子差不了多少！刘邦见来者不善，明白了这是光棍见光棍，赶紧以礼待之。刘邦的儿子惠帝就比较尊重士人，能赢得胜朝遗贤“四皓”上门。但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循此而递减。例如古代大臣与君主之间可以从容地坐而论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两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谷。明代的诏狱、廷杖，清代的跪见奏对制度和申斥制度，都是在残酷地摧毁着士人的尊严。士节所依存的外部条件几乎消失殆尽了。
说士节（2）
二、廷杖与廷跪
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很重要，他的性格和统治风格对于本朝影响很大。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人比较仁厚，他定下三条要子孙遵守：一不杀柴氏子孙（赵的皇位来自柴氏）；二不杀士大夫；三不杀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皇帝都能恪守。虽然总的来看，宋朝的专制较之前代仍然有所加强，但由于“不杀头”的政策，这一朝的政见、思想、学派还是呈多元的趋势的。
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与赵匡胤正相反，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和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朱元璋晚年疑心特重，喜怒无定，官员的赏罚没有一点章法，完全是凭一时的好恶。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这个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饶认错，自己出了气，又保全了皇帝的威严；而
梗直的王朴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和严正的逻辑，把朱元璋气坏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杀了。另一个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时甚至让他带着脚镣办公，最后还是把他杀了。廷杖也是从茹太素开始的。廷杖之惨，清初的胡承谱所著《续只麈谈·廷杖故事》里说得十分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列校行杖之轻重，必察二官之话言，辨其颜色；而黠者则又视其足。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囚无生理矣。”从这个记载中，可以想见“廷杖”时的氛围和对受杖者人格的摧残。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间关系更加悬绝，特别是与汉族臣工的关系。终清之世，皇帝对于汉族臣工的防范一直很严，特别是对身边的汉族大臣。其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压。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话，都要跪着，不管多大年龄。清代笔记中记载内阁、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的堂官预备奏事时，都要先想好了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把事说清楚了，话说得NB024嗦了，跪的时间就长，膝盖受不了。年龄大的军机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在膝盖上套上护膝，免得在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