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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的迅速培养往往都要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并借助它来张扬。“暴民”也可借群众哄起，充分展示自己的残暴（他们都把这种残暴当作自己人生的辉煌）。“文革”当中，第一个打死教师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动手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如果没有所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作背景，没有“群众”一起动手，我想让哪个女孩子单独上阵，都不会有这个胆量。这是有心理根据的。19世纪末的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当人们汇成群体，他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行和理智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智力高低，在群体中很少起作用了，大家所具备的只是群体特征了。勒庞认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他们往往受到一种理念的控制，并用专横的手段推行它；群体不能接受讨论和质疑，更不能批评，在群情激奋时，暴力是他们特别爱使用的手段。
有人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就是因为群体具有简单幼稚的本质。群体易于被一些炫人耳目的说词所左右，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就可以使群众慷慨赴死。从中获利者，让群众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人们，当然要廉价赞美群众运动。另外一批慷慨地赞美“群众运动”的就是“看客”。这些人抱定“看热闹”的宗旨，惟恐天下不乱。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大热闹”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逃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真正身处于这种大动荡中而又无所适从的广大老百姓，绝不会再有“看热闹”的雅兴。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着太多悲哀的世纪，如今我们走到初步稳定和发展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不仅是经济和国家整体面貌的巨大改变，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逐渐相信了，还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形式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选取了比较平和的态度来争取社会的进步。现在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暴力”的负面价值和“非暴力”的正面作用了，这在20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主流意识稍有差异，轻则为人所笑，以为是太迂；重则被指为别有用心。
最重要的是专制压迫制造着“暴民”，极端的专制时代杜绝了一切和平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把实在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人民群众逼上必须诉诸暴力的道路。横征暴敛、吏治黑暗、社会腐败和自然灾害都是催化剂，当走投无路的民众处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两难选择时，稍有胆识者就会揭竿而起，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在农业文明的中国，民众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他们的目的、宗旨乃至反抗的手段，都是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学来的；可以说暴君是“暴民”的“老师”，暴君与“暴民”是一条暴力链上的两端。从暴君专制到“暴民乱治”再到暴君专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的怪圈。当“学生”变成“老师”后，他们又在培育新的“学生”。这一点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在该书中，我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游民、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特点及其产生过程。游民从其经历、社会位置、生活环境、文化教养来说，是最容易沦为“暴民”的群体，特别是游民所创造的通俗文化，对于暴民意识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说暴民（3）
3暴力与暴力文化
“暴民”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英雄，就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有人引恩格斯的话说，恶才是历史进步的杠杆。这其实原本是黑格尔的意见。但“恶”不等于暴力（例如人的“贪欲”也是一种恶，它促使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表现为暴力），暴力也不一定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存在矛盾是常态，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解决。解决社会矛盾历来有两种手段：一是暴力，二是非暴力。社会矛盾激化容易导致暴力，暴力解决问题比较痛快，暴力实施者的内蓄能量得到了释放，这是人们在盲目状态下解决问题时的首选方案。然而它不一定是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可以设想，几年、几十年或长达一二百年的社会大动乱，给社会带来的是大量损耗。社会安定时期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扫荡以尽。待社会重新稳定下来的时候，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肯定是与战乱过多有关的，因为每次大动乱后都要重新积累财富，而社会的进步虽然不能说完全取决于社会财富的总量，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社会财富肯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对财富的大量毁坏肯定会影响历史进程。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在社会动荡（破坏财富）——安定（财富积累）——社会动荡（财富破坏）的循环中振荡（反应到政治上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历史循环现象之所以在古代不断地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结构不合理；二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太小）；三是统治者不合理的政策（这其中有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于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只好靠大量地消灭人口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在主流舆论中形成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是“人命关天”（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认为死个几十万几百万人没有什么，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数千年来，暴力文化弥漫于上下，人命贱如蝼蚁。人们迷信暴力，动不动就要展示武力，并认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此“暴民”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责备，而且被视为拯危救弱的英雄；“暴民”也不会自责，认为他对社会的报复理所当然。
暴力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比较完美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鲁迅曾讲过“娜拉走后怎样”。“文革”当中，备受苦难的顾准先生把它用到思考“革命”的最终结局这一重要问题上。“不断革命论”者断言，“革命是常态”；这是不正确的，除非无限扩大革命的外延。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是短暂的，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最激烈的手段。与非暴力相比，采取暴力形式解决社会的表层问题（如报仇雪恨、富贵易位、政权转移），一般说来是比较迅速彻底的。人生百年，人们特别是革命的领导者，谁不愿意眼看自己事业成功、理想实现呢？因此，不仅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也多愿意选择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在发展中是不断地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的进步是在经济和文化的不断积累中实现的；那种认为使用“最后一次暴力”，一劳永逸地建立世间理想社会，以后永远不会有暴力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只是一个梦想。正如先驱者顾准所指出的，它乃是基督教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千年王国的幻想。在暴力革命基础上进入相对和缓的社会财富积累时期，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持一种张力；新建立的政权也往往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更有力度的暴力镇压以求得新建社会的稳定（过去人们常责备新建立的王朝屠戮功臣，说这是“鸟尽弓藏”之祸，实际上就是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保持新朝稳定而进行的镇压）。这样就非常容易形成暴力的轮回，也就是伯夷所说的“以暴易暴”。这在中国古代是无法解决的。进入了21世纪，“非暴力”这一解决社会矛盾的选择越来越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我想，持这种想法的不一定都是“既得利益者”。
暴力是嗜血的，为暴力所浸染的人们，容易形成“暴民情结”。这些人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德裔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Ｈ·Ａrendt）在其名著《极权主义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运动中的“精英”用宗教的或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往往夹杂着未来虚幻的幸福）去煽动那些文化不高、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不满的分子（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非少数）采用暴力手段，来改变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德国的纳粹运动。这些“精英”运用各种花言巧语，把无数顶高帽戴在群众的头上，鼓励他们的犯法行为；本来就缺少思考的人们，在无比热烈的群众运动中，智力更是大幅度下降，被那些花言巧语愚弄成为暴力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实际上获得利益的是那些“精英”，而使大多数人包括“暴民”陷入苦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面我们曾例举许多中外的事例以说明，可以看出各种“暴民运动”的目的、宗旨、操作手段是大体相同的；但其中也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异是外国的“暴民”是杀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异类”，而我们则是杀自己国内、同民族的“异类”。
泛滥的暴力也在制造着暴力文化，这里统治者的行为起了导向作用。虽然说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但政权以哪种意识形态指导权力的运作，还是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政治秩序替代一切秩序，而且其“政治秩序”就是用强有力的规范去限制老百姓的一切行为。秦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法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