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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成王败寇”的传统，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成功的贼）和“贼”（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可见想做皇帝者，“天下滔滔皆是也”。
不仅古代有，现今也不少。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他因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的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我也亲眼见过几个“皇帝”，1975年身陷囹圄，所在中队为反革命中队，其中就有两三个“皇上”，其经历都很可笑。有个知青还是个高中生，在生产队中任赤脚医生，学习、劳动都很认真。其房东，过去可能是个神婆，说他将来“贵不可言”，有当皇帝的命，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皇后，为他配备了丞相、将军之类的官员。后来“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了出来，定为“反革命集团”，神婆被判了无期徒刑，知青被判20年。这还是从平原地区出的“皇帝案”，虽然荒唐，但还都有正常思维能力。那些山沟里出的“山皇上”似乎有智力障碍，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还在做皇帝梦。
说皇帝（2）
二、老百姓眼中的皇帝
1幸福的源泉
我们说的“皇帝情结”，不单纯是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且也指人们对皇帝的迷信，特别是对“好皇帝”的迷信，认为只要出了“真龙天子”（凡能够通过“打”而挣来的皇帝，都被老百姓视为“真龙天子”），苦难就会一扫而光。不用说古代，就是现今，许多人心中也还有个“好皇帝”的情结，荧屏上的大多数“皇帝戏”都是阐释这个道理的。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皇上多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被下边人弄坏了。不论是“戏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是冒充正剧的《雍正王朝》，都是讲皇帝全能的。一切社会问题，冤案、错案、假案，只要皇帝来了都可以昭雪，都可改正，正义从此大白于天下，我们就安静地等着吧。即使是犯了罪，只要皇帝高兴，也会被一风吹掉。鲁迅小说《风波》中写到宣统复辟，七斤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吧！”人们总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怎么能不欢迎皇帝呢？直到如今，这种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例如困难时期，一些中央大员到各地调查，有位到了陕北探访民众，老乡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了？要不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说毛主席听了这话也很感动。其他如“歪嘴和尚念错经”之类，议论的背后都是皇帝情结。
2金口玉言
在老百姓眼中，皇帝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老百姓认为皇帝说的都是“金口玉言”，只要说了就要实现，也就会实现。阿Q把“金口玉言”通俗化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当然包含有皇帝说话应该负责的一面，说话要算数，所谓“君无戏言”，许多戏曲中的情节就都是利用“君无戏言”这个台词把一些荒诞情节合理化。豫剧《杨八姐游春》中，皇帝看上了天波府的杨八姐，非要娶她。这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能拒绝的，杨八姐当然不愿意，她不能直接反抗，而是提出皇帝须满足她在嫁妆方面的要求，否则她不嫁。皇帝心想我富有天下，什么没有？就说，你要的嫁妆如果我拿不出，就不娶你。杨八姐说“君无戏言”，于是击掌为誓。杨八姐要的是“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皇帝傻眼了，拿不出来，于是“君无戏言”，娶杨八姐的事只好作罢。这是通俗艺人的想像，但也真有形诸史实的，如初周成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做游戏，用梧桐树的叶子为信物封其弟为诸侯，周公马上祝贺成王，于是一个玩笑使得这个小弟弟成为晋地（春秋时代的晋国）的第一代诸侯。
由于皇帝无戏言，在现实中又做不到，那么就会有鬼神来帮忙，因此武则天可以在冬天令百花盛开（见《镜花缘》）；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南宋的高宗皇帝）逃避金人的追杀，跑到一个庙中，后面追兵已至，结果他骑上神像前的泥马，飞渡长江；朱元璋小时候与群童一起为地主放牛，朱元璋带头把牛杀了，大家分食，把牛尾巴插到山坡上，说牛钻山了。地主来要牛，朱元璋指着牛尾巴说钻山了，地主当然不信，用手一拽尾巴，尾巴牢牢地根本拽不动，因为天子发了话（尽管朱元璋以后才做到皇帝，但他生下来就是真龙天子，有了皇帝的身份），土地爷、山神爷都要在地下拽住牛尾巴不使其出来。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或民间的传说，但天子的威力和老百姓对于天子的理解都显示出来了。像这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老百姓只想用它来打击自己所厌恶的力量，别对自己，如果针对自己又怎么办呢？老百姓也想到了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
3红嘴绿鹦哥
别以为老百姓“愚昧”，老百姓也曾经想过如何使得皇帝不由着性子乱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皇帝。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幼时，他家仆妇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椅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比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谈皇帝》）鲁迅先生说这是从皇帝那里学来的，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也自有其“愚君政策”。老百姓天真地设想，如果把皇帝训练成为专心吃“红嘴绿鹦哥”的痴呆症患者，天下就会太平了。皇帝成了傻子，不作为了，还有什么用？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皇帝受自己的愚弄的同时，还保持可以“随便杀人”的能力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这是既取其利又避其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间哪有那么便宜事！这终于是幻想。
4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红嘴绿鹦哥”只是天真的幻想，阿Q得意洋洋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就透露出用强力制约皇帝的信息。这句唱词是《龙虎斗》中郑子明唱的，他是与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后来看到赵匡胤是非不分，不顾念功臣，所以郑子明发了怒要打赵匡胤，赵匡胤只好屈服。这是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臣民监督皇帝的一个范式。那就是靠掌握大权的贤臣，而且这位贤臣手中掌握着先皇或皇帝的母亲、祖母亲赐的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象征或是尚方宝剑，或是金鞭、金锏。这位贤臣掌握了这个权力，在皇帝胡闹、不顾及国家和百姓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超级“权力”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从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发明是属于江湖艺人的，似乎有点“二权分立”的意味。说明古代老百姓也懂得：“权”只能靠“权”，而且是对立的“权”来监督、制约。
在许多小说和戏曲作品中，江湖艺人运用这个模式处理故事中发生的矛盾，要限制皇权，以保证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例如东汉的马武对汉光武帝；《说唐》中的程咬金、尉迟敬德对唐太宗；《杨家将》中的八贤王对宋真宗；《狸猫换太子》中的包拯对宋仁宗，等等。包拯所执掌的钢鞭还没有敢打皇帝，打的是“龙袍”，只是“臣打君”的一个象征。这种监督是诉诸武力的，在舞台上正直的臣子高举钢鞭，吓得皇帝浑身颤抖，满台乱跑，很解气，可惜不是事实，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二权分立”只有过一次，即周厉王之后、周宣王之前的周召“共和”，共14年（当然也有争议）。但这种幻想有一更高权力来制约皇帝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就是宗法制度下“家法”在最高政治层次上的表现。自汉代以来，舆论强调“以孝治天下”，王朝统治者注重祖宗家法，以为天下榜样，因此开国君主的做法对一个朝代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在批评当今皇帝的作为时，经常抬出“祖制”如何如何。江湖艺人们把“祖制”具体化为一个象征物，并赐给一个贤臣，以保证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以安慰受众。不过这也反映了江湖艺人还是相信力量在监督中的作用。
说皇帝（3）
三、儒生们的思考
1君王权力的来源
先秦的学者对于君王、君主的存在及其权力的来源都作过思考。商周以来，认为君王受命于天，其所分封的各种诸侯的权力来源于天子，天子以及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应该无条件地受到上天的监督。自春秋以来，民的力量和利益逐渐被发现，孔子在这方面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所开创的儒家对民生也比较关注。孟子是很爱谈“民”的问题的思想家，他特别明确地指出，“天”的实质应该是“民”。孟子用《泰誓》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阐述民本思想。他认为“民”至少应该是“天”的中介，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天为了民，才“作之君，作之师”，君王、国家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荀子用更清楚的语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不仅在政治运作中老百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君主权力是来源于民的，没有民，要“君”和国家何用？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的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即使到了明末批判君权最严厉的黄宗羲、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