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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民事甚至刑事纠纷了，特别是进士出身的知县。齐如山先生在《中国的科名》中讲了一个故事。邹岱东做知县时问案，有富家兄弟分家，当分到最后一盘磨时，两人各不相让，打官司闹到知县那里。哥哥想赢官司，给县官送了二百吊钱，弟弟不相让也送了二百吊；哥哥知道了又送了五百吊，弟弟不认输也送了五百吊。这些钱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万元了，远远超过一盘磨的价值了。案子压了一段时间，邹见他们不再送钱了才开审。邹预先买了两盘磨，放在大堂，并教训这兄弟俩说：“你们不应该把先人留下的遗产如何胡花，给我送礼。不过你们钱已经拿出来了，就不必拿回去了。我用你们送来的钱买了两盘磨，一人一盘，不必争了。先人留下的那盘，给村里公用，一村人也会念你们的好处。剩下的钱，我也不要，县里书院正在修理房屋，添置家具，正需要钱。我以你们父亲的名义捐给书院，这是永远留名的好事。书院也不白收你们的钱，他们备有美酒，乡绅要向你们二人敬酒，算是给你们说合。今后要和和气气度日，不得再有争执。”父母官作调和，绅士敬酒，兄弟二人也都有了面子。纠纷解决了，他们心平气和了。村民和书院都得到了好处，在大堂下旁听的百姓也感到县太爷清廉不爱钱，所说所做，极合人情，皆大喜欢。
这个知县更像一个“老父母”吧，他关注整个县的“子民”，对于违法行贿的百姓循循善诱，为他们走上正路创造条件，又关注本县的教育。可是仔细想起来，这种种做法虽然合情合理（符合儒家倡导的伦理），却不一定合法。作为官员怎么能滥用贿赂呢？当然，谁也不会这样质疑邹岱东。
这是正面的，是凤毛麟角的，反面的更多。人们常说“灭门的知县”，这一点也不夸大。要是老百姓得罪了本县的父母官，不被整死也得扒层皮。《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讲的是明代嘉靖间的一件真事。浚县有位乡绅叫卢楠，只是因为不愿意与为人贪鄙的知县往来，就被诬告下狱关了十多年，差点丢了一条性命。
既然父母官的权力如此之大，谁来监督他呢？明清两代首先是知府。知府有点像现在专区的领导，一个府有若干县，知县行政的良莠，狱讼是否公正，三年考绩，都是通过知府上达省里的布政使，再报到吏部。当然省里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都有考察知县的权力。然而最了解知县的是他治下的“子民”，他们却没有监督父母官的权力。这是由宗法社会伦理决定的。宗法社会中，父母是子女的“天”，对子女有绝对权力，子女对父母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子不言父过”，更不要说去状告父母了。知县是父母官，自然要享受父母一样的权利，因此子民是不能越级状告本县的知县的。清初发生在苏州的著名的“哭庙案”，就与子民告知县有关。吴县令任某贪赃枉法，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时顺治皇帝去世，一帮秀才到供奉顺治灵位的地方哭诉，并控诉县令的种种不法之处。结果不仅没有告倒知县，这些秀才却多被杀，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金圣叹。乾隆南巡，经过河南夏邑，当地正闹大灾，有百姓向皇帝上告本县知县讳言灾害，不肯放赈救济灾民，结果反而被追究百姓告御状的背景。父母官这种不受当地百姓监督的特权，造成了这一层官吏的腐败。明清末年尤甚。清末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两人被知县冤枉，杨乃武的姐姐给弟弟申冤，告到刑部，但不管道理对不对，她要告自己的父母官，就得先滚钉板。
父母官的收入如何呢？不同朝代区别很大。一般说来，宋代官吏的待遇最好（这与宋代经济发展较好、财政收入最多有关），每月俸钱18千（一般可购米27石），冬春两季各发绢7匹、罗1匹，冬发绵（棉）30两和禄米5石。另外还有其他补贴。明代最差，每月只有7石米。清代则为年俸45两银子和45斛米。明清两代知县一般都要聘请幕僚，大多是请两人，其薪金由知县自己掏腰包。他们这点俸禄连幕僚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要生存就要用各种方法弄黑钱，贪污贿赂，无所不为。清雍正时实行了“养廉”制度，地方官按不同的品级在地方上缴的皇粮“耗羡”（正额皇粮之外再多收一些钱粮以补损耗）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县官每年可拿400～2000两之间。就这样按规定只拿应拿之钱的清官，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乾隆年间请两位幕僚的年薪最少也要500两，收入一下子就去了1/3。其他开销如知县带来的长随、雇佣佣人的工薪，往来应酬的费用，乃至上任、卸任回乡（明清两代实行回避制度，本省人不能做本省的地方官）的路费，都所费不少。以其剩下的千余两白银，购买力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五六万元。
清代乾隆间真有一位按照“父母”的标准去做“父母官”的，但结局却很不愉快。福建人李梦登被任命为浙江孝丰知县。他没有带家眷，只与两三同志到任。上任后先要晋谒本省巡抚，因为不给门房门包，门房不给通报。于是李梦登在巡抚府外架了一个绳床，在门口坐等巡抚出门。门房只好通报。巡抚见了他，建议他请熟悉法律的幕僚。李梦登回答说：“在孝丰的俸禄不过30两银子（估计为月收入），请不起。我带来几位朋友，都是好读书的君子，我们可以按照古代圣贤的教导去做。”巡抚笑他迂腐。李梦登居官，出门不用仪仗卫兵，衙门门口不设看门警卫。人们到了孝丰县，看不到一个胥吏差役。有找知县办事的，直接进入大厅；有打官司的，李梦登给他们调解，调解到双方都高高兴兴而去。他对胥吏差役说：“哪有子女有事情与父母谈要仆人通报的呢？你们在我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如去务农吧。”但他这样干了三个月，就被巡抚找个借口罢了官。当来接交的新官让他清理“库廪官物”时，到库里一看，李梦登前任的封条还没有撕去呢。罢官后李梦登很穷，回不了家乡，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些做小买卖的县民，天一亮就把果蔬米粮悄悄地放在他的门口，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就这样在本县住了一年，县民终于为他凑足返乡路费，还为他做了一个“万民伞”，题名者有万余人。几个受到他恩
说皇帝（1）
说皇帝（一个不灭的幽灵在游荡）
明代有个笑话，说某文士去世以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这位文士活着的时候逢迎拍马，时号全能。来到阎王殿前，不由自主地便大拍阎王的马屁，果然阎王爷很高兴，对他说：“你想托生到什么地方？提出要求，我尽量满足你！”
文士说：“希望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人间的福份都要享尽，要有娇妻美妾和无数的金银财宝，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得到所有人的崇拜和喜爱——”
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阎王爷打住了，“别说了，要有那么好的地方我还去呢，就轮不到你了！”
这个笑话意在告诉人们，世间都是有缺欠的，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这虽是个世俗的笑话，但却有点哲学意味，只是小民未必理解。在小民的心目中，皇帝的位置和生活不就十全十美了吗？虽然很早就有亡国之君悲鸣：“愿世世代代勿生于帝王之家！”可是这些早被那些极度张扬的皇威掩盖了，用北京的一句俗话说，人们总是看见贼吃香喝辣，看不见贼挨打。在人们心目中，皇帝是人间富贵的极致，是精神领域的巅峰，是能够解决人间一切问题的全能人物。天下的幸福之门都在向着皇帝开放，但皇帝的位置又不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对于皇帝，老百姓是又羡慕，又觊觎，又崇拜的。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有散不开的皇帝情结。
一、皇帝情结
“情结”是个心理学的名词，是指一件事人们老摆脱不了，总是念兹在兹，不释于怀。皇帝在中国消灭快一百年了，但人们说起话来，办起事来，总免不了还有种皇帝的阴魂在四周闪烁的感觉。电视、电影、文学作品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毛泽东1965年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那是冤枉的，那时文艺作品没有多少写皇帝的，而且说到皇帝时态度都不是很恭敬的。如果把毛的这个话移来说现在，是不是有点像？但这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荧屏上奴才高耸肥臀、五体投地，向皇上礼敬时，观众早就以为理当如此。连我家的小孩看皇帝戏入了迷，在纸条上写了“太和殿”、“养心殿”、“御膳房”等字样，贴在几间的房门上。皇帝也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各种广告，左一个宫廷秘方，右一个皇帝御用。当然这些多是欺骗，自不必说，但从广告的背后可以看到国人对皇帝垂涎三尺的形象。在广告的设计者看来，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想过皇帝一样的生活！
清末章太炎先生，特别讨厌康有为。两人在政治上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保皇派；在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有一次章批评康说，有人说康有为想当皇帝，名字叫“有为”（大有为之意）就是证据；我看这没什么，皇帝谁都想当，可恶的是他想做圣人，古往今来圣人只有一个，康有为不是太狂妄了吗！
想做皇帝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称想做皇帝的，就是楚霸王项羽。当他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看到得意洋洋的秦始皇时，不由得激愤说“彼可取而代之”。与项羽差不多同时，刘邦也见了秦始皇的车队，他也激发了同样的想法，不过他脱口而出的是“大丈夫当如此也”，透露出其人格的卑琐。这种“皇帝迷”可以说是充斥中国二十四史中。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写了一本《帝贼谱》，本着中国“成王败寇”的传统，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成功的贼）和“贼”（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可见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