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外，当时帝制不得人心的大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非常奇怪，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没有那些北洋军人们深，然而他对帝制的忠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洋军人们都已有了实权，袁若做了皇帝必然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客气点的是杯酒释兵权，残酷一点就是身首异处，自然他们不会支持帝制活动。而杨度则是要通过支持帝制来获取权力的。
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杨度显得特别笨拙。他本来是立志帮忙的，目标是“洪宪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所以才办筹安会，第一个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旗号。没想到筹安会毫无作为，只在“征求民意”上下功夫。难怪王ND064运嘲笑他，说“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无愧是搞“帝王学”的专家，哪个皇帝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呢？杨度的“迂”，使得他从帮忙滑到了帮闲。《洪宪纪事诗》中所记筹安会的活动，大多属于帮闲一类，许多是很可笑的。如《洪宪纪事诗》第九十九首：
讲经别会定南池，一卷楞严报主知。
说到波斯亡国事，城东黑夜走禅师。
这首诗说的是筹安会建立后，杨度、刘师培（北大教授，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以儒教为经，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孙毓筠自命耽精佛典，乃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这两位禅师被迎到北京后，在东城的锡拉胡同设静禅堂，听讲者每日达数百人，上至“皇子”，下到洪宪群臣，都有人来听讲。有一天，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天道之盈亏有定，人生之欲望无穷。当日波斯国王，征服邻近诸国，身为皇帝，仍穷兵黩武，欲使世界无一存在之国。一旦事败，内忧外患迭起，国破而身亦随亡，足见欲望者为败事之媒，是以君子务慎欲也。旷观世界历史人物，做小官者，欲为大官；做大官者，欲为宰相；得做宰相，欲为皇帝；既做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这本来是中国道家、佛家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月霞大师没有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他的这些话，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于是，这些听众大怒，纷纷指责月霞是“藉口说法，诋毁当今”，甚至要把他送到军法处，按军法处置。吓得孙毓筠连夜把月霞送往丰台，坐火车逃往天津。本来是想通过“三教”名流在北京讲坛上宣扬其教理，以体现盛世能包容一切，最后还是弄巧成拙，可笑之极。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这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却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活动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做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都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了“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的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这种“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之所以说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该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之后人们追究帝制活动的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也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了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仍然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的再一次实践，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大儒杜甫（1）
大儒杜甫
1问题的提出
读杜甫诗近四十年，真正能够读懂杜诗是在十年内乱时期。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全村仅有八户人家，为了节省开支，老乡天一黑就上炕睡觉了。没有早睡习惯的我，要靠阅读消磨永夜。当四壁沉寂，灯影幢幢，一卷杜诗，仿佛是多年相识的老友，可以
寄情、可以对语，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从中认识生活。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战乱和社会动乱的感受是类似的。“文革”之初，那时“革命小将”争相表现其残忍，乱杀无辜、无法无天的情景，至今在诗歌创作中也没有得到生动的表现。而杜甫许多作品是描写战乱的，他在《草堂》一诗中描写了当时成都战乱时，乱兵杀人取乐的情景：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ND066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古今多么相似。可见人类本性中攻击性的一面，如果没有法律或道德律令的节制（就是诗中说的“纪纲”），再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挑动与唆使，便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情来。这些残暴的乱兵把杀人当作一种娱乐活动，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的本性。杜甫不仅关切刀下屈死的冤魂，而且，他还质问那些以“鬼妾与鬼马”为取乐的杀人者，难道他人的痛苦就会成为自己的“威福”和快乐吗？这样的人还能算人吗？杜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才把它写到诗中，留此存照，供人自省。当人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读到杜甫这首《草堂》都不能不怦然心动，促使我们追问：难道人都变成野兽了吗？几千年的文明积淀，难道会在一个早上扫地以尽吗？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们，如果喜欢或读过杜诗，都不能不为杜甫描写的社会现象和他提出的问题所震动。
如何认识杜甫呢？为什么他如此关心世道人心，并把这些写入自己的诗中呢？这是被杜诗感动之后的思考。过去，有些论者往往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的胜利”。人性中是有执着于现实的一面，为什么有的人一度关注现实，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