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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ND064运，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王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ND064运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很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他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ND064运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王ND064运和杨度（2）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这些人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报章上尽是讽刺和批评她们的文字。一些讽刺诗指名道姓，描绘了她们的丑态，甚至牵连到袁世凯本人。这样，大总统坐不住了，不得不下令整饬风俗。他指示使肃政史（相当于清代的御史）夏寿康针对这些时髦女子的违礼背俗的行为具折上奏（这时还未恢复帝制，但是官制、礼俗已经完全同于封建时代），要求整顿风俗。《洪宪纪事诗》中记载了这个奏折中的“警句”：“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ND243之风。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这些句子是当时盛传于京城的。此折一出，内务部长朱启钤也坐不住了，一来这件事是他职责之所在，二来朱府上的三小姐就是这些时髦女性中的“班头”，当时有人写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所以，内务部令城厢警察密禁在京官眷，约束她们的行为，京中风气才为之一变。
正是趁此机会，王ND064运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馆长和参政院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ND064运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ND064运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ND064运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ND064运，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ND064运，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却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ND064运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ND064运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ND064运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因此，王ND064运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的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ND064运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的，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ND064运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二
杨度虽然不是洪宪王朝的权力核心人物，但他还是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是袁能向他讲私房话的人。自1912年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就不断地向皇帝这个目标努力，而且，做了许多为帝制作铺垫的事情。然而在公开场合，谁要谈论复辟、谈论帝制，还是要受到惩处的。湖北商人裘治平上书大总统，说“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请袁世凯下令恢复帝制。袁借此下了一个很长的命令，严惩裘治平，以表白自己对共和的忠诚。公开不能谈论帝制，而心中又常惦记着做皇帝，这种心里话袁世凯是可以与杨度说的。杨度自然明白袁世凯的心理，所以杨度公开谈论帝制就会受到袁的保护。他之所以敢于打出“研究学理”的旗号建立筹安会，这是得到袁世凯秘密授意的。表面上，杨度们说建立筹安会是为了研究一下看什么制度更适合中国，实际上是想探测国人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态度。当有人向袁世凯指出，杨度等人搞的危害共和的帝制活动应予取缔时，袁搬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作为挡箭牌，仿佛是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杨度自己认为他从留日以来就守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十多年来不变，因此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把这场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的政治赌博，美化成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理性活动，事后也决不认错。实际上这是欺世之言，难道他不知道，他挑头办的筹安会是与袁世凯在演双簧？杨度在拉严复进入筹安会的前一天，到严家对严复说起数日前他打麻将赢钱的经过，“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然后自摸成和，“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以有所图，必当如愿。”杨度认为自己正处在洪运高照之时，会一通百通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杨度才办筹安会。在动员严复加入筹安会时，杨说：“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得已告公博ND237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通过洪宪王朝获得个人的发达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王ND064运和杨度（3）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集团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