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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土地、三个生意门面，可我也只长着一个脑袋，我这个脑袋也不是铁打的。可 它想好了，要想保家乡、求生存，只有跟八路军合作抗日，别无出路。我就这话。”
联防会上一片寂静。好久，又一下子热闹起来。有的说，雨顺兄莫急，我还得买一只烧鸡不 吃——“撕撕（思思）想想”哩！有的说，我看咱就不必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了，这一河浑 水，只要雨顺兄敢我就敢！有的说，雨顺兄说得有理，我看也只有这样了。有的说，急 啥哩？走着说着吧！
散会后不久，渑池县上官子平向贺爷告急，一个团的日伪军强占渑池，请贺爷找八路军协助 清剿？贺爷连夜派人到新安向儿子贺胜送信求援。韩钧司令员亲率两个团，兵分两路，星夜 驰援，一举收复渑池，生俘日伪军八百多人。上官子平见了韩钧，倒地便拜。各县武装首领 纷纷找到贺爷，要求与八路军合作。贺爷介绍他们一一与韩钧司令员见面。渑池上官子平的 自卫队、L县爱国军人李桂梧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都主动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河南区党委接受了由姨父组建的L县中心县委及所属党组织，把L县抗日自卫军第 五支队列入军分区所属系列，改番号为分区特务团，随即在L、陕、渑、新、宜五县建立各 级地方政权，创建了一块方圆四百多华里、拥有三十多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给姨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渑池的一个村庄里，第一次看见了属于自己的电台。电台“ 嘀嘀嘀嘀”地响着，他觉得那是悦耳动听的音乐。一天晚上传来了属于朱德总司令的音乐。 《中共L县党史大事记》特意记载，朱德总司令驰电，任命贺胜为豫西地委副书记、军分区 副政委；贺爷雨顺也以开明士绅和爱国军人的身分，被委任为豫西专署专员。龟缩在伏牛山 南麓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闻讯，立即在山旮旯里发表谈话，怒斥“贺匪雨顺”为 “通共投共”的“豫西祸首”。
贺爷没有想到，刘茂恩会为他暴跳如雷。但是他知道，在他鬓角上生出白发的时候，他皈依 了“儿子的革命”。由五支队改编而成的分区特务团，已经有了新的团长和政委。他忽地感 到轻松，也感到疲惫。这时，他收到了四纵司令员陈赓将军发来的邀请信，请他去黄河北岸 的太岳解放区参观。他对陈赓将军深怀仰慕之情，决定到那里看一看，自己还能为这个陌生 的革命做点什么事情。
贺爷就要踏上旅途。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他是向一部历史告别，家乡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 自己了。晚上，他独自上了北坡，在贺家祖坟上低头徘徊。贺家的祖先正在一个个坟包里传 递着发家兴业的好梦。他的精明强干的大哥已经留下自己创建的染坊、油坊和烟坊，过早地 来到这里安息。他的勤劳、实在的二哥正领着一群长工，也把自己变成长工，沉声不响地经 营着祖先留下的土地。然而，他要走了。他觉得头有点儿晕，一个个坟头像黑色的波涛涌动 起来。他歪趔了一下，又傲强地站稳了脚跟。不是我要动，他对坟头说，是世道要动。贺爷 绕着坟地走了一圈，当他听到村里传来了马嘶狗吠声时，才定定地站住，望着满天的星斗。 一颗流星倏地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从空中划过。哦，我该走了。他对坟头说，我还会回来， 在这里给自己刨一个土坑。他缓缓地走下北坡。有一个小虫子从他眼角里拱出来，在他冰冷 坚硬的脸颊上辣辣地爬动。
贺爷上路以前，把那只白金小手枪赠给了韩钧司令员。小手枪锃亮如新，在微弱的星光下泛 出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 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 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 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 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 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 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 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 ），触犯 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 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 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 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 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 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 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 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 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 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 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 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 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 ，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 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 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 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 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 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 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 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 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 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 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 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 述》 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 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 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 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 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 老 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 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 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 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 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 ，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 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 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 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 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 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 。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 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 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