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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3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当他毫无准备地被一个教授召见时，芒格顶了回去：“我还没念过案例呢，但是如果你陈述给我事实，我就给你说出法律。”
从哈佛毕业以后，芒格在洛杉矶投入实际工作，但在1959年时他回到奥马哈来关掉了父亲的企业。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巴菲特的投资者之一，对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想象大吃一惊，于是邀请他们俩人一同在一个颇有特色的奥马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立即一见如故。
“沃伦，你都在忙着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们有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能在洛杉矶处理它。”
巴菲特凝视着他，然后说：“是的，我认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一个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家碰头，大谈特谈。
芒格整个晚上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极度热衷于闲谈。当他举起杯子，仰着头要下咽时，他会举起另一只手作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断他。
芒格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他长着一张小妖精似的脸，皮肤苍白，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尽管他有点势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断力，但他对伦理学
很有见地。他的精明与一种丘吉尔式的自信和无忧无虑的心境配合得极好。
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会不会弹奏钢琴，芒格回答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巴菲特觉得他拥有一种相似的智慧和彻底的独立性。
当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时，两个人的友谊逐渐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时，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着电话和芒格不停地交谈。据苏茜说：“在巴菲特的吃饭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噢，爸爸还在和查理谈话呢’。”她回忆道，“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因此似乎他们无须说什么总是 ‘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确’。”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见鬼了”，但是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而且这一点正是他吸引人之处——芒格对他从来没敬畏感。
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概念都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已经节衣缩食地活了多年了，我为的是要攒些钱。
他开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但他很少去那儿工作。
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正在经营着自己投资的合伙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一个问题找到了芒格：对登普斯特尔该怎么办？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倾向于以格雷厄姆式折价出售的那种，要治理好并不容易。
但是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尔问题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博特进行了一次会面，六天以后博特就在比阿特丽斯任职工作了。他采取了一系列压缩成本，关闭工厂，大幅削减存货①的措施。巴菲特在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谈到博特时宣布：
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着——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从登普斯特尔那些业绩不佳的工厂里榨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资源，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它有着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证券组合。这就是那种巴菲特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一度衰落的制造行业的资产，转化到了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证券工业中。
劳工的重新调配成本巨大，100名工人被解雇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饰地谈到了一个曾经被他控制了大多数股份的公司。
丽斯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他的一位桥牌牌友，以一种玩笑的口吻问他：“你在解雇了这么多人之后，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对巴菲特这个对自身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言，这句话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话，公司就会倒闭的。”他说道，“我一直在关闭工厂，而大多数人却过得比以前还好。”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巴菲特还是对自己被称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解雇人员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糟糕。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精简了许多，但它也有了更丰厚的利润，而且它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将它卖了，为合伙企业净挣了230万美元的利润，而且将它的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特采取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