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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309医院的机器是否真的像由主任所说“比较陈旧”，心里巴望着确实如此。
我和彪子在由主任的安排下，立刻赶往301医院。
一路上，我的心慌慌的，乱乱的，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紧紧依偎着彪子，拽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结果还是未知的，但一个狰狞的“癌”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301医院很具权威性，我心里祈求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令人心安的答案。
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很蓝。
在核磁共振室门口，我紧紧攥着彪子的手。他的手是湿的，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别紧张。”彪子使劲儿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儿里，好像要做检查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好像感觉到他就要一下子被那圆圆的罩子吞噬了，眼泪“哗哗”地淌，双腿开始发软。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他笑着，眼里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有几位大夫站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彪子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要笑给别人看。
“我害怕。”我说什么也不愿放手。
“别怕。”他抽了一下鼻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害怕没有用。快，听话，别让人家医生等着。”
彪子两天之内第三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
我平定一下情绪，站在马林主任的身后，显示屏上一幅幅画面快速地切换，我暗自观察医生们的表情。
突然，他们锁定了一屏影像，仔细看了又看。
“太晚了，真可惜。”马主任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医生们又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倏”地一下我又回过神来：“你们说什么？什么太晚了？”我的声线在颤抖。
马主任在显示屏上指给我看：“这儿，这儿，全都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你们……你们不会看错吧？”
没有回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恍惚中我看到我的彪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恍惚中我知道欢笑从此离我远去。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2）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我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彪子出来了，尽管很镇静，可我还是从他的眼中读出一分稍纵即逝的惶然。他并没有问结果，而是死死地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他很聪明，知道我是很外向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表演”出一脸茫然，撇撇嘴，耸耸肩，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像是放了一半的心，又把头转向医生那边。
“傅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这是为您加班做片子，还没吃饭呢。等下午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出结果。”马主任很镇静，理由也充分。我心里很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
彪子虽然急于知道结果，但却不愿意让别人饿肚子，于是连忙说：“好，好，不急不急，先吃饭。”拉着我便往外走，我能看出他的忐忑。
我想，真实的结果今天是不能告诉彪子的，而今后是否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还没有想好。仓促中，我决定无论如何先把他“糊弄”回家。
“那不行，要等一起等，咱们在附近吃点饭，下午一起来。”彪子态度很坚决。
“可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支应他，忽然想起忙了一上午，他还没有输液，“要不咱们都回家吃饭，吃完饭你回病房输液，我让小徐陪我来。”小徐是彪子的助理，这几年一直跟着他。
一向固执的他被我哄上了车。回到家，又一道难关在等着我。
婆婆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婆婆就用张皇的眼神迎着我们问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我不敢想象她得知儿子真实病情的场面。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就是告诉彪子，也不能告诉她。
我只有继续演戏：装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吃饭，事实上却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妈，有水吗？我渴死了。”我想用水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连同泪水一起顺下去……
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电话，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电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电话，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彪子真的太棒了！（1）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彪子真的太棒了！（2）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