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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2）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儿子做了个鬼脸。
“面瓜——我要喝水！”（1）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