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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就自报家门，我叫傅彪，我家住望儿山那边，我爸爸妈妈在309医院工作，我还有三个姐姐。”爸爸的目光很犀利，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什么秘密来。
“他还说什么啦？”我心里真有点儿没底了，这个冒失鬼。
“还说，您家没男孩，我和芳芳是特要好的同学，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儿尽管叫我来干。”爸爸说完莫名其妙地笑笑。
我也尽量不尴尬地笑笑。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谈男朋友啦？”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整天都跟迟捷在一起，要是谈男朋友，还能出去玩一天吗？”我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着。
爸爸想想也有道理，于是相信了我的鬼话：“以后对这个人留点儿神啊。”
“爸，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想他没打招呼就登门扑了空，一定很不是滋味。
“天快黑了才走。中午在咱家吃的炒饼，一边吃还一边说，阿姨，您做饭真好吃。下次我来您别的不用做，就吃炒饼。”
我心里一阵好笑。我妈妈做的炒饼确实好吃，每次我都吃得喘不上气儿来。可奇怪的是，彪子平时不爱吃面食啊，他只要一吃馒头，脖子上和腮帮上就会冒出些小颗粒，好像过敏似的。
很快，到了学校汇报演出的时候。每一位家长都会收到邀请，来观看孩子们的表演。
彪子已经认识了我的父母，对他们十足热情：
“叔叔，阿姨，你们坐这儿吧。”
“叔叔，阿姨，下一个就是芳芳的节目……”
爸爸几次跟妈妈嘀咕：“这小伙子，八成是对芳芳有那么点意思。”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傻”女婿（2）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聪儿（1）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聪儿（2）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