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月14日，到中央台录制《走进电视剧》。
1月16日，我生日那天，他陪我和儿子吃了中午饭，替我点上蜡烛，看着我默默许愿。我闭上眼，祈求上天保佑我眼前的这个人，让他能陪我再过几个生日，没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次。当天晚上，他又驱车直奔天津，要亲自去感谢沈中阳教授。
1月28日，他应邀参加武警总医院的新春联欢会。彪子对武警总医院充满感激，他经常打趣说武警总医院的一切都那么好，就连护士的身材都是一流的。为了表达谢意，小刚和帆子也像自家人一样一同去了。
1月30日，录制中央台的《艺术人生》。
1月31日，彪子到上海参加《大清官》宣传。他知道电视台栏目经费很低，硬是不让我同行，自己拎着一只行李箱就去了。我只好让在上海陪同他的朋友每日叮嘱他吃药。新闻发布会在下午13：30召开，他特意赶在中午12点以前退房，为了节省半日房费。会后，他又回到宾馆，坐在大堂里等晚上返京的飞机。
2月5日，他再次赶到东辛幢小学去看望那里的师生。东辛幢小学位于偏远的北京平谷山区，他对那里的孩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2000年，在他的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成立了专门的基金，帮助那里的贫困学生。基金设定为50万，彪子捐了5000元钱，并带着儿子一同去了平谷，让儿子把图书亲手交到同龄孩子的手中。我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让儿子从小懂得献爱心，二是让儿子亲眼看看偏远山区的学校，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
崭新的时间表（2）
儿子感触很深，亲自拍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桌椅、操场的照片，回学校后，把照片贴在班级宣传栏中，还开了一场主题班会。小孩子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教育中感悟着成长着。
在傅彪的进一步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投入了更大的物力把东辛幢小学正式更名为“中南海爱心小学”，傅彪任名誉理事长。不管多忙，他每年都要抽时间去学校两次，和孩子们交流、沟通，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爱和孝顺。
有人以为，彪子这样做，一定是北京卷烟厂为了“名人效应”而付了重金，事实上彪子从始至终分文未取。他倒是总说“爱心小学”这个平台太好了，让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2月6日，再次回到团里参加铁道部团拜演出。
2月7日，陪儿子过14岁生日。儿子把好友约到家里，彪子前前后后地张罗。他早早就制定好菜谱，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了他最拿手的肉沫蒸鸡蛋。这一天，也是我们搬进新居后正式开伙的日子，火烧得很旺，预示着今后的日子事事兴旺。
一月二月间，彪子陪我们母子俩过了生日。每次拍合照，我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吧？只是瞬间闪过，又赶忙将它打消，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想。看他精力充沛地忙碌着，快乐着，深埋于心底那一颗不安的种子便不再继续发芽。我仍然相信，彪子会好起来的。
要过年了，他吩咐，从初一到十五家里不能断了客人。于是，今天来俩，明天来仨，一直忙乎到正月十九，客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朋友没顾上招呼呢。
新房子真是被暖透了。
小刚一直惦着彪子的事儿，其他朋友也都心照不宣。最热闹的那天，小刚一口气招呼了二十多人来到家里，说是来暖房的，其实，是来陪彪子过个年。谁都不知道明年的春节还有没有彪子。
彪子一向好热闹，朋友多就更开心。他兴奋地带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夸我花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儿。
其实，若不是想让他早一天住上新房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节约的。但那时是在和时间赛跑，顾不上那么多了。彪子很满意，看着我精心设计的各个角落，乐得合不拢嘴，没事儿就背着手楼上楼下溜达，只是欣赏，并不挑刺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不管房子布置得好坏，总算让彪子住上了。
大年初三，彪子的姐姐们也聚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合影时，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要照就抓紧照吧。”潜台词很明白，我听得懂，有几分恼火，几分心酸。
我记得清楚，爸爸走的那年春节，家里的人全部到齐了，连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一个不少。春节从来没有那么圆满过，然而三个月以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太圆满的团聚是不吉祥的。
于是这一次，我故意躲起来，不去凑齐了拍照，好像这样医生的预言就不会成真。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当时的我竟因此获得了苟且心安。
“傅老师，复发了。”（1）
生活重又恢复了“宁静”。
彪子依然如故，以惯有的笑容向关心他的人们传递着自信与乐观。他又开始工作了。
3月15日，他带着编剧王培公老师进驻武警总总院，开始了《冷暖人生》剧本的前期创作，走访一些医生、护士、病人及家属。
《冷暖人生》是彪子手术以后萌发的创作冲动。他在患病期间，看到、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决定将它们记录下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肝病患者，关心肝移植。
半个月以后，3月30日，我们驱车赶往天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是沈教授的根据地，对那里的医生、护士进行采访。
他们从肝移植在中国的创立聊到艰辛的发展过程，又聊到这项技术逐渐成熟的现状，从当年沈教授单枪匹马创业聊到今天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这一切，彪子架起摄像机全程记录下来。每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沈教授随时把稍有空闲的医生、护士派到我们的酒店。彪子盘腿坐在摄像机后面的椅子上，像记者一样不时地发问，不时地打趣儿。
疾病使彪子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他对这个剧本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剧本中人物的设定、脱稿时间、拍摄周期都列入了他的2005年工作计划。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人。就在警报刚刚解除了一个月，就在彪子想热火朝天大干一场的时候——4月1日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彪子突然被一阵巨痛惊醒了。
这疼痛实在很蹊跷，彪子忍了又忍，大汗淋漓，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让我给医生打电话，请人来打止痛针。就这样，勉强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彪子再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腹腔、头部、肩、脊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地检查着。
又是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我告诉自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彪子总对我说：“别害怕，害怕没有用。你得去面对，还得微笑着面对。”
2个小时过去，一向耐心的彪子终于被折磨得不耐烦了。他烦躁地蹬开盖在身上的薄毯，大吼了一声：“我不做了！”
医生连忙打开那扇铁门，他夺门而出：“怎么那么长时间呀！要是有事就把胳膊剁了得了！”他的脸涨得红红的。稍作平定，他一边揉着疼痛的肩膀，一边跟医生说：“我胖，窝在那里面，还得保持着一个姿式不能动，‘嗡嗡’的噪音一会儿响一会儿响，我简直快疯了。”他解释着，怕刚才的冲动伤害了人家。
沈教授安慰他：“好了，没事儿了。别说您做了两个小时，有的病人几分钟就坚持不下去了。”
彪子不是“面瓜”，他是有脾气的，性子也急，但他严于克己，不会轻易对外人无理。朋友们都说，什么事要是让彪子发了脾气，那这事就真说不过去了。
我知道彪子这次的爆发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他曾说，那个圆圆的罩子，在身上来回转悠着套来套去。它不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也不是荣耀的光环。可就是这个光环，总让他立刻感到一种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真实。
“傅老师，复发了。”（2）
频繁的检查、持续的疼痛、巨大的心理压力捆绑在一起，让他无力顾及太多，做了一回真正的自己。但他总是很快地回过神儿来，很快克制住自己，不允许自己因生病而任性。彪子活得累，心累。
沈教授读完片子走出来，我俩围上去：“怎么样？”
沈教授笑着，肌肉有点僵，镜片后面的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没事，有什么事您跟我直说。”彪子很敏感。
“只要是肝里的事儿咱就不怕。”我看着沈教授，话却是说给彪子听。
沈教授笑笑，拍了拍彪子的肩膀，让我们先回酒店，说他会稍晚些过来。
刚到酒店，沈教授的电话便打过来了：“秋芳，不太好，可能是复发了。你先别告诉傅老师。”电话那头语气很沉重。
半年的接触，彪子和沈教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沈教授是外向的，尤其是与彪子有了感情以后，很难再像对待一般病人那样冷静。我从他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部分答案。
“谁的电话？”彪子见我发愣，追问了一句。我几乎想也没想，直接说是沈教授，他在等放射科主任看片子，中午过不来了，让咱们先吃饭。
这半年的磨炼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当编剧了。
彪子看看我，并没有再追问。他沉默了片刻，催着我先去餐厅点菜，他和王老师随后就来。
在餐厅，又接到了沈教授的电话：“秋芳，这事儿不能瞒了，得马上接受治疗。我准备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承受吗？”
“我猜，他已经有感觉了。”
果然，彪子把我支走以后，对王老师说了他心底的准备：“我不怕，大不了我再换一个！”王老师告诉我他说得很轻松。
晚上，沈教授来了，往椅子上一坐，直入主题：“那我说了啊。”
彪子面对沈教授：“您说吧。”
“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