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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情况他能想出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提起树下尸体的那个卡车驾驶员听到的或许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件相似的案件，而他误以为是发生在这里。他一想到压在自己身上的犯罪担子可能会卸掉而由另一人承担时，就捞到了一丝希望。
另一种可能是：卡车驾驶员的故事或许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指的是一起比他布兰森所设想的更早发生的事件。那个家伙当时的态度却并无此含意；正巧相反，他给人家的印象是：他所谈的事情是在相当近的日子里发生的，就在最近几天，也可能在前星期。正在倾听的布兰森从卡车驾驶员那里得到的印象是：这项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过时。
但是他的头脑再一次感到了一时的晕眩。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可能在进行搜捕的权力机构只追踪了他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如果事实上他们已经追踪了他三个多月，那现在他们可能就在附近，就紧紧地跟在他后面。或许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他家里，向脸色苍白、心烦意乱的多萝西连珠炮似地提问题。
他坐在房问里，全力对付着他的困境。自始至终，他一直在应付着由自己的耳朵引起的一连串的惶恐不安。现在，他正在设法培养—种抵抗这种不安的力量，此时此刻他能想象出电话线上的嗡嗡声——质问多萝西的人正在动员伯利斯顿或汉伯雷的警察们行动起来。一两天之前，只要想到这点就会使他再次逃跑。但现在他可不跑了。他会静待事态的发展，一直等到早晨，看警察会不会来抓他。
他必须在那里过夜，因为这时候报社已经关门了。要到明天才能再弄到几份过期的报纸。他打算在没有找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或没有使自己确信在这里找不到这东西之前，他不得离开汉伯雷。不论要冒多少风险，这件事必须按这种或那种方法解决妥当。
他把那些毫无用处的报纸扔进废纸娄，擦了擦下巴，决定在晚饭前先刮刮脸。他开了手提箱上的锁，然后怀疑地打量着它。里面的东西摆得齐齐整整，他的行李原封不动，一件都没有短少。从他童年时代起，他对打点行李就挑剔得有点儿荒唐。他和大多数这类人一样，如果有什么东西被翻动过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现在手提箱里的东西几乎、但并不完全和他放进去时一模一样。他肯定，手提箱里的东西是被倒空后再放进去的。
他又不能绝对肯定，但他仍然认为他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有人开了他的手提箱，并对里面的东西作了迅速和熟练的检查。他们在找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他作了推论：一个小偷是不会费心把里面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放回原处，并锁上手提箱的。只有政府的搜查人员才会尽力遮盖搜查行为。
他检查了箱子上的几把锁，看是否有凿过或用力撬过。但几把锁上都没有刮过的痕迹，开起来也很方便，会不会是他弄错了？会不会在他上次开过后无意间把手提箱碰撞了一下，从而把它摇松了？以后的几分钟，他在房间里仔细寻找，看有没有摁灭的烟蒂，或是其他可看作表示有人闯进来过的任何东西。他什么也没找到。床和衣橱也没有被翻动过。他没有任何证据。唯一的依据是他大惊小怪地相信一条备用领带是应该从左向右摺而不是从右向左摺的。
然后，他站在靠窗口的地方，把身子遮住半边，注意看下面的街道，看有没有迹象表示这家旅馆正被监视着。他也没有发现什么。过路的人很多，但根据他的观察，在20分钟内没有同一个人在旅馆门前走过两次。
当然啰，政府派来监视这个地方的任何人是不必留在外面的。他可以待在这个旅馆里，可能就在走廊里闲荡，摆出一副在等待什么人的神气，也可能就在柜台后面，装得好像是一个临时加班的接待员。布兰森到楼下看了看，在休息处见到的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聊着天。他无法想象其中的一个人正在紧紧地追踪一个杀人犯。在柜台上值班的接待员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瘦小得可以塞在警察制服的一个裤管里。布兰森走到他面前。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找过我吗？”
“没有，布兰森先生。”
“领过什么人去我的房间吗？”
“没有，先生，据我知道没有。”
“哦。”
“出了什么事吗？”接待员问，注视着他。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人在我房间里偷偷地走来走去。”
“少了什么东西吗？”接待员又问。
“没有，什么也没有少。”
接待员如释重负。说：“或许是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吧。”
“有可能。”
布兰森低下头来，感到很不自在。旅馆登记簿完全翻开着，几乎就在他鼻子底下的登记簿是朝着接待员放的，写的字是颠倒的，但只过了一小会儿工夫他就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什么了。他心不在焉的注视着，头脑里乱糟糟的，直到最后他的眼睛看出了上面的字：约瑟夫·里尔登，13号房间。
“谢谢。”他对接待员说。
他噔噔噔地走上楼来，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把手指绞在一起，又放开，心里在试着估计这世界上可能有多少个里尔登。或许有六七千个，或许更多。
无从知道，没法说清。再说，厂里那个身材过份瘦长、眼睛圆圆的窥探者不一定就叫约瑟夫。他可能叫达德利，或是莫蒂默，或是除了约瑟夫以外的其他任何名字。
尽管如此，这总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巧合。
有一小会儿，他准备结帐离开这里，不是离开这个镇，而是到附近一家旅馆去过夜。那可不是十分容易的。汉伯雷只有两家旅馆。现在再上街去寻找住宿的地方是太晚了。
还有一种办法。他不太认真地考虑着这种办法，他的态度就仿佛是一只陷入困境的老鼠被惹得要去攻击一只小猎犬一样。他可以大胆地去敲13号房间的门，并面对这个里尔登。如果那个家伙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那就万事大吉了。
“对不起，我弄错了——走错了房间。”
但是如果住在13号房间里的竟然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里尔登，那么一等他开门，他就准备向他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你他妈的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到处跟着我？”
对，这样做可能会成功。里尔登没有证据是不敢指控他什么的。如果已经掌握了证据，那么他，布兰森，现在就已经被逮捕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认为可以拘捕他，这一事实使他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即使只是暂时的有利地位。
他带着突然下定的决心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匆匆地顺着走廊走到13号房间，敲了敲门。他已下定决心准备大闹—场，如果出现的是那张熟悉的面孔。他又敲了敲门，敲得更响，更不耐烦了。没有回音。他把耳朵凑在钥匙孔前，听不到任何声音。
他敲得时间更长些，声音也更响些。没有声音。房间里没有人。他试试门上的把手，可运气不佳，门仍旧关得严严的。
走廊转弯处传来了脚步声。布兰森赶忙奔回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的房门虚掩着，他从隙缝向外张望。一个身材矮胖、挺着大肚子的人噔噔噔地走过13号房间，然后继续往前走。布兰森把门关上并锁好。他坐在床上，凝视着他的手提箱，苦思冥想。
最后，他把一张椅子摆在门的把手下面，作为附加的措施，然后爬上床去。上床前他又向窗外看了许久，没有发现有人监视的迹象。
这一晚上他根本没有好好休息。他惦念多萝西和两个孩子，头脑中想象他们现在在作什么，以及要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再见到他们。他就这样处于警觉和半清醒的状态躺了几个小时，渐渐消失在一连串荒诞的梦中，但一丁点儿声音就会使他完全醒过来。到天亮的时候，他感到眼睛有点儿肿胀，情绪颇为低落。
早上8时30分，报社一开门他就到了那里。回到旅馆后，他把一大卷过期的报纸扔在房间里，然后下去用早餐。有十来个人在那里聊天和吃早餐。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这一伙人的名字都有可能叫里尔登。
吃过早饭后，他匆匆上楼，一份一份地在报纸中找着。这些报纸几乎追溯到一年之前。没有一份提及他的罪行。一份也没有。出于警方自己知道的最好的理由，他们可能把这项消息压着——但似乎没法相信他们竟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消息封锁得那么严密。
他依旧觉得他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了解情况。但是他只想到一种有把握和确定性的获得基本事实的方法。这是一着险棋，如果他有勇气去下的话。这就等于把他的脑袋往狮子的嘴里塞。他可以大胆地和直率地到警察局去打听那件事！
如果他使用一个假名字，并且编出一个合适的故事来使他的好奇心变得颇有道理，他会不会侥幸成功呢？把自己说成是—个专门写侦破疑案的作家，并请他们协助提供有关阿琳·拉法奇的材料，这个主意怎么样？天哪，太过份了！他可以想象出警察的反应。
“嗨，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报纸上还没有登过哪！你怎么会知道被害人的姓名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认出她来呢！先生，看来你知道的事太多了，这对你是不利的。只有一个人才能知道那么多——做这件事的那个人！”
然后，他们会把他作为一个主要的嫌疑犯拘留起来，最终会发现他的真实身分，这样等于羊入虎口。这太危险了，也太愚蠢了。到电话亭去给他们挂个电话怎么样？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可不能通过一英里的电话线把人抓起来，尽管他们很想这样做。如果他聪明些，不把电话挂得过长，不给他们以有利的机会，他们也将设法追踪他的电话而把他抓起来的。
生活真是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