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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
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长春的60军已经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军。我们正在派人奉劝郑洞国投降。现长春城中尚有新7军在，若其不降，我时刻准备将其消灭。”
毛泽东在西柏坡看了林彪发来的电报，很是高兴。“现在长春已剩半壁。我看这个郑洞国，可以争取嘛。”
周恩来连忙介绍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
当夜，周恩来在油灯下专门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
此时的长春，自60军的防守区交接给解放军后，各围城部队已纷纷逼近，进入战前状态。
新7军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但郑洞国却依然顽固，拒不投降，他放出话来说：“既然我已经失败了，那么，除了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让我放下武器，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新7军将领听了郑洞国的话，人人不满，但谁也不敢挑起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却突然间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个记者名叫杨治兴，他与郑洞国私交很好，经常出入于郑洞国的住所。
见郑洞国如此顽固，就假借他的名义找到了史说。杨治兴说：“我从司令官那来，目前突围和死守都已经没有前途了，您是否有意率部退出，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忙问：“我早有此心，可不知司令官意下如何？”
杨治兴立即撒了一个大谎：“你怎么这样糊涂，停战现在是最好的选择，谁人不知呀？司令官早有此意，可是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
史说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专门派来暗传信息的，立即大喜过望。
18日早晨，史说匆匆派出使者去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方面很快有了回应。史说忙去找卧病在床的李鸿军长商议，二人决定于当晚派出两名师长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正式谈判。
新7军的代表很客气地向解放军提出：如果像60军那样起义，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只要解放军答复了新7军提出的条件后，放下武器是可以的。
双方经过一夜会谈，顺利达成了协议。19日早晨，新7军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向李鸿、史说汇报了情况。史说听后异常高兴，当即下令将军官和家属都集中到军部地下室，各部队则以连为单位，在原地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新7军22；000人也放下了武器。
郑洞国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得知新7军放下武器的消息，赶紧向司令官报告。他也早就不想打了，当史说与他商量劝郑洞国起义的事时，他就表示赞成。可由于郑洞国的态度，到了此时，只剩下这个光杆司令还守在银行大楼里。
杨友梅急匆匆地叫醒正在睡觉的郑洞国，怯生生的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语气里充满期待。
郑洞国的眼眶慢慢地湿润起来，他彻底绝望了。在长春苦苦支撑了半年，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像在四平那样拼个你死我活，十万大军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失败了。对一个将军来说，比在战场上被打死还要难受。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我与长春同在！”
第41节 一场并不存在的激战
前所未有的孤独紧紧地抓住了郑洞国。
他转身又躺到床上去了，却无法入睡。窗外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喊杀声，但长春城却在一片一片地陷落。
郑洞国爬起身来，迅速将所有情况向沈阳作了汇报。
时间不长，沈阳发来了回电：“蒋委员长拟派飞机前来迎救司令官，请告知降落地点。”
在解放军围城之时，蒋军飞机即已无处可降，如今城近全破，还哪有降落地点？郑洞国看着这份充满虚情假意的电文，却忽然生出无限感激。
他摇了摇头，以沉痛的心情答复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10月20日的白天，银行大楼一带非常平静，解放军没有向郑洞国发起攻击。实际上，杨友梅也决定不再顽抗下去了，他瞒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联系放下武器的事情。
杨友梅是左右为难的。顽固的郑洞国死活不愿背上投降的罪名，必须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
“我请求贵军给我们一点面子！”杨友梅道，“21日早晨，就让我们象征性地抵抗一阵子，然后再让卫队投降。在此之后，贵军可向外界公布郑洞国受伤被俘。”
这一天的夜是一个最漫长的夜，郑洞国彻夜未眠。
他在给蒋介石发出最后的诀别电报：“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等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现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根曷己。职当凛遵训悔，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这个要面子的郑洞国，居然在如此静寂的夜晚，挥墨编造了一副绝境苦战的悲壮场景！
21日凌晨4点，银行大楼内外突然枪声大作，仿佛我军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的“战斗”。岂不知这全是杨友梅一手导演的闹剧。他带着卫兵不断地向天上打空枪，在场之人毫发未伤，其枪枝流弹反倒伤了正从远处赶来的肖劲光的司机。
此时，肖劲光的司机正送潘朔端前来迎接郑洞国，不意却被流弹伤了腿。
大楼里的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就要冲进来了，转来转去地找武器准备自杀，却被卫士紧紧抱住，一直拥到一楼大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在那里恭候。没有别的选择，郑洞国放弃挣扎，被推上车送出了城外。
长春完全解放了！
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长春失守，却异常平静。“长春的丢掉是迟早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却不禁又拿起了郑洞国的电报。
23日起，国民党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郑洞国在长春“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手持电文，声泪俱下地号召全军将士，都要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安全抵达解放区。
肖劲光、肖华等特意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郑洞国。郑洞国初上餐桌，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人见他稍显拘谨，连连为他夹菜斟酒，笑脸相对。
酒过数巡，郑洞国略有感慨地说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肖华说：“这个放心，这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郑洞国点了点头。
肖劲光接着问道：“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我还有什么打算？只想当个老百姓。”郑洞国摇了摇头，“我有两个请求，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
“好！好！好！”二肖爽快地答应了。
宴会结束时，两人建议郑洞国到哈尔滨去休息学习一个时期。郑洞国满口答应，并感激地说道：“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
长春解放后，全市进入了紧张的恢复工作。曾泽生的60军编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后改称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新7军官兵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为了援救市民，10月21日，解放军安排列车，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给饿得奄奄待毙的老百姓。
长春，数月的封锁解除后，终于又见炊烟在城市的上空袅袅升起。
未到一周，长春的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均恢复正常，27日，全市商店开业，29日，中小学均已复课。
一个新的长春在曙光中迎来了新的生活。
长春的解放实出很多人的意料。锦州战役结束后还不到三天，毛泽东即于10月17日向林彪发来电报：你们的下一步行动，宜打锦西和葫芦岛，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在11月内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长春重回人民之手。针对这个新情况，毛泽东立即认识到：国民党失去长春后，沈阳守军必然会感到危急，蒋介石为求生路，或者西下锦州，或者南走营口，而相比之下，走营口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
毛泽东马上电令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以防止其反复外，其他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进驻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军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