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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事我们得自己决定，没办法啊！”
“是吗？反正俺啊，与其要交给那个小日本决定，还宁愿让政府的人作主，至少比较服气。”
到底要决定什么？说穿了，就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六人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成了户籍上的死人——据说这是ＣＩＡ及美国的决定。
当然，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及考量上，异口同声地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服；然而这些抵抗从一开始就是白费功夫，我们甚至连自己目前所在的设施究竟位于何方都不知道。
说不定这里根本不在美国境内。别以为地震发生至今只过了两天，我们就不可能被送到远处；敌人可是恶名昭彰的ＣＩＡ，即使冷战终结后声势不如从前，仍是美国总统直属的全球最高情报机关。我记得曾在某处读过或听过，只要获得美国空军支援，他们能在半天以内到地球上的任何区域展开活动。虽然我不清楚这是否为正确知识，总之听见ＣＩＡ三字，就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
总而言之，我们六人的生杀大权全握在美国及代言其意志的ＣＩＡ手中；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个严苛的事实——抵抗只是白费工夫。
“当然，相对地——”红发女子——似乎即是（＝艾克洛博士）的口吻，简直像讨论搬家事宜一般地轻松。“诸位今后的生活，全由美国政府来照顾。这是当然的措施，毕竟你们已无法从事一般社会生活，连工作也没得做了。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诸位必须六个人住在一起；第二，你们的生活必须瞒过社会大众的眼睛。关于这两点，很遗憾地，诸位没有选择权。”
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当“幽灵”，找个无人之境隐居。当然严格说来，不光只我们六人生活，应该还有ＣＩＡ的监视。我们明明是因不可抗拒的外力而才陷入这种事态，人权却被弃若敝屣。
或许是基于补偿心理，他们表示在合理范围内，愿意尊重我们的意见，提供我们期望的生活型态——比方住宅样式、气候或其他环境条件。当然，充其量只是“在合理范围内”，不过总比完全无视我们的意向好。
希望我们六人自行讨论，提出结论来——留下这句话后，博士及ＣＩＡ等四人便穿过水泥墙角上的沉重铁门，不知往何方去了。待他们离去后，我们曾检查过那道门；果不其然，上有坚固的锁。
说穿了，就定这么回事；与其说我们成了死人，倒不如说是成了囚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设施宛如监狱，当时的印象真是完全正确。
ＣＩＡ那帮人表示下次会在圣诞节过后的二十六日来访，要我们在那之前汇整出六人的要求，简直像在暗示我们六人被从社会上“铲除”已成定局；至少，他们是以此为前提进行所有事务。
然而，我对于“尘世”的眷恋并未完全舍弃；不光是我，换作任何人，突然要他舍弃过去一路走来的人生、意义及一切，谁能轻易接受？
说归说，反正二十六日前不会有人来，关在这座监狱里的我们也无事可干。有人提议不如向媒体求助，但我们并没有联络外界的手段。虽然“管理大楼”里设有电话，但拿起话筒却是悄然无声；仔细一看，切成数段的电话线在地板上卷成一团，看来只是在设施废弃不用后，撤除设备时忘了拆掉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该设法逃狱，但要如何越过那十公尺有余的围墙及铁丝网？更何况这里也没有代替梯子的物品，或是制作梯子的材料、道具。假如做好被铁丝刺得浑身是伤的觉悟，或许能爬过铁丝网；但攀越过后的绝壁彼端，却是片不知地理位置为何、搞不好还有食人鲨出没的汪洋大海在等着我们。
唯一通往外界的出入口便是博士等人离去的铁门，但这道门既厚重又坚固，徒手难以破坏；就算有道具，我们之中又没人拥有撬开金库的经验，还是办不到。无论再怎么顽固的人，也只能得出“无法逃离此地”的结论。
这么一来，除了乖乖等待二十六日的到来，我们已无事可做。“管理大楼”及我们（严格来说，是我们的“肉体”）所分配到的“１”至“６”号屋——似乎被称为“自囚牢（Ego Joint）”，还真是幽默的命名方式啊——里并无电视，也没有杂志或西洋棋等游戏，所有能供娱乐之物尽付阙如；包含今日的接下来三天里，铁定闲得发慌。
于是，虽然我们并非诚心屈服于ＣＩＡ的命令，但为了消磨时间，便姑且展开讨论——倘若今后真得共同生活，哪种型态较为理想？文化背景及价值观皆异的六人之间，真能找出一个可能的折衷方案吗？
“管理大楼”的冰箱里放有成堆的冷冻食品，而橱架上也备有堆积如山的罐头；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自行解冻、加热，粗糙地解决晚餐后，拿出了叠放在交谊厅角落的简易桌子，开始讨论。
然而，会议却没能如愿进展；岂止没进展，竟然停滞在推选主持人的阶段上。
全员一致认同该由年长者担任，而最年长的自然是“贾桂琳”（＝蓝迪），但“巴比”（＝哈尼）、“我”（＝巴比）及“亚兰”（＝贾桂琳）反对。虽然“蓝迪”（＝我）表示无妨，但最后的“哈尼”（＝亚兰）在思索过后投下反对票，因此没能通过。
接着被提名的便是“蓝迪”（＝我）；虽然“我”（＝巴比）、“哈尼”（＝亚兰）及“巴比”（＝哈尼）表示赞成，但“贾桂琳”（＝蓝迪）及“亚兰”（＝贾桂琳）却反对。
如同“我”（＝巴比）所言，我们是很民主地采取多数表决的；然而反对派的两人却赖皮不认帐，坚持“蓝迪”（＝我）当议长不能服众。
“俺举例给你听。”“贾桂琳”（＝蓝迪）一面咕噜咕噜地喝下第二瓶穆斯黑德啤酒，一面慷慨激昂地说道：“假如这个小日本只顾自己，做出了住到日本去的结论怎么办？要是这个希望不小心通过了怎么办？咱们全部都得跟着他去耶！俺不知道你怎么想，但俺反对，活生生的鱼能吃吗？”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我”（＝巴比）粗鲁地将麦格啤酒瓶往桌上一放，似乎已不胜其烦。“艾利欧老兄并没有决定权，只是请他主持而已！”
“那可不一定吧？”
“亚兰”（＝贾桂琳）以莫名无机质、却又似乎不怀好意的眼神瞥了“哈尼”（＝亚兰）一眼。亚兰原本就生得一副骸骨似的面容，一露出那种眼神，更透着一股带有杀气的魄力。
“先说他，他虽然是法国人，却明显偏袒日本人，要不然怎么会找日本女孩当女友？而且他事事都靠这个日本小鬼翻译，还欠他一份人情呢！毕竟语言互通的人，关系总是比较牢固。”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是说，他有可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味唯唯诺诺地听从日本小鬼的想法。再说……”这会儿，她又瞪着“巴比”（＝哈尼）。‘“真要选边站的话，阿拉伯人也偏袒日本人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整个国家都受日本金援啊，当然要尊重赞助人的意思嘛！这是人之常情。”
“偏见，你说的。”
对于这荒谬至极的说法，“巴比”（＝哈尼）也动怒了。“不正确，你的资讯，从哪里得来的，我不在乎，但是你，要求，收回那些话。我，荡然无存，尊严，不高兴。”
“喂，拜托！”“我”（＝巴比）抱着头：“就算他们两个会放弃自己的想法，无条件赞成艾利欧老兄的决定好了，我可不会。我只是请艾利欧来主持会议而已，就算推他当议长，也不见得就会赞同他的意见。这是当然的吧？拜托你们理性一点！”
“话说回来，”“贾桂琳”（＝蓝迪）依然固执己见，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人家的意见听进耳里。“那个小日本搞不好是杀人犯耶！这么重要的会议，叫那种人来当议长，你不觉得道义上说不过去吗？”
“你又开始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巴比）似乎已接近忍耐的极限，动作变得粗暴起来；只见他怒不可遏地踹飞了桌脚。“在那边转移话题了！”
“什么转移话题？被杀的是日本女孩，凶手当然一样是日本人啊！就是你！啊，不对，是他，就是他——”
“贾桂琳”（＝蓝迪）一度指着“我”（＝巴比）的鼻尖，转念一想，又将目标改变为“蓝迪”（＝我）；但眼前的却是自己的脸孔，令他不由得尴尬得结结巴巴。面对这种复杂的“化装舞会”，人人都自以为已一清二楚，却仍混淆不已。
“反、反正他就是凶手，错不了！可是却连咱们都一块被当成嫌犯！”
“没人把你当嫌犯啊！再说，根本没发生过杀人案！喂，你有没有搞懂啊？那个女孩是被水泥块敲到脑袋才死的，人家讲的话要听清楚啊！”
“俺听得很清楚，那个日本女孩的脖子上不是有勒痕吗？就算另有死因，这还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不是杀人也是杀人未遂。反正这个小日本是犯罪者就对了！”
“所以不是说了吗？那是因为——”
红发女子（＝艾克洛博上）的说明，可归纳如下。
首先介绍小绫——亦即窪田绫子的简单资料。她出身于关西，十九岁；原先就读关西的某外语短期大学，休学后于今年十月时赴美，与亚兰·潘赫进了Ｓ市的同一所英语学校，却因无法融入班级而备感挫折。
这种经验我也有。美国英语学校的教育方针并不以读写的正确性为优先，而是将重点放在参与课堂讨论。为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成绩通常视“说了多少”来决定；这种规炬，往往令内向的日本人吃尽苦头。
如何厚着脸皮表现自我，即是首要训练。然而，个性越是认真的人，越办不到，因为他们往往受制于“需以正确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