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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虚设的阔条柚木板做装饰框的。从我坐着的位置望过去，能望见她进浴室之前除脱下来，挂在沙发把手上的外套、内衣和胸围，一双半高跟的露趾女鞋整齐地排放在沙发底下的地毯上。
这就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她，正静静地坐在那儿观望着我。我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光屏上去，播音员正在播出一条酷暑天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亲自前往大桥建设工地，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工人们送上消暑解渴饮料的新闻。有几张脸在欢笑，有几张扭曲，好像在哭——大约是太激动了的缘故吧？
浴室的门终于打开，湛玉穿着一件雪白的、胸袋上标有酒店LOGO的毛巾浴衣走出来，长发散披在她的肩上。房间里的空调打得很强劲，但她的脸仍然通红通红的，像一只透熟了的苹果。
她先在床沿上背着我小坐了一会儿，无言。然后便伸直双腿，也躺靠到大床上来。我们一起面对电视机，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新闻继续播放：郊县今年的收成势头一派大好之后便是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妇联主席以及有关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她怎么啦？我怎么啦？我们怎么啦？在这六尺半的特大双人床上，如此柔软的床褥，如此雪白的床单，如此香气四溢的枕套，在这片最适合做爱的场地，我们怎么啦？
不错，我已经说过，我们迟早会有那一天；但难道游戏刚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我不甘心，我想，她也不会甘心的。
我走下床去，先去关了电视，再走到窗前，将房间宽阔的落地窗帘给拉上了。窗帘是双层的，遮光型的，房间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中。我只是凭借着浴室门缝里还透出来的一缕光线，摸索着地走到她的床边，打开了床头灯。我尽量将床头灯的光线调得柔和，然后再去酒吧台上，倒了一小杯巧克力味的雪利酒，钳了两粒冰块放进去。
她一直无声地望着我干完这一切。我一边摇晃着杯中的冰块，一边来到她的床边上，在柔和的灯光里，她的眸子明亮如晨星。我将酒杯轻轻地放在了她的床头柜上，我说，这酒好喝，甜。她点点头，但并没去拿来喝。她的目光渐渐变得朦胧，变得散漫；她平睡了下去，一颗头颅将厚厚的一对枕头睡出了一个凹型来。她的长发散乱在四周。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睡位上，然后再侧撑过去，将她虚空地笼罩在自己的环抱之中。当我将自己的嘴唇向着她的嘴唇缓缓地俯按下去的时候，我听得她在我的耳边说道：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不高兴。我说，是吗？
我不停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的脸颊，她的下颔；再一路吻下去，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手臂，她的腋沟。还是那股醉人的体香，现在更混合了一种茉莉花型的皂香。白巾的浴袍已经彻底松开，我将自己微微地撑高了几寸，以便可以俯瞰眼底下的这一片雪白的丘原和河谷；此刻，在台灯的光亮里，更涂上了一层秋熟季节的麦穗的金黄。她猛地一把将我拽倒在了她的身上，让我再一次地埋葬进她的气息里，淹没到了她的情欲中去。
是的，总会有一天……但，不是今天。
世界，从秀秀的眼中呈现出来
路就是这么走成的，走成了湛玉独特人生的一条独特之路。（其实，有谁的人生之路不独特，不惟一，不是不可被替代的？）在某个人生的道口上，你决定向左还是向右，表面看来只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一种情绪化了的决定，但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强大得你根本无法摆脱的生命的潜因在暗中主导你的缘故。而这，就叫命运。
于是，我便再次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当然，还有他，他并没有消失。湛玉这样想着，
抬起眼来，偷偷睨了正与她并排行走着的秀秀一眼。女儿似乎并没有留意她，她在母亲的一旁走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时而抬起脚来踢一块石子或一个空可乐罐。踢了几回，又都未能达到她的心理目标（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无所谓什么目标的目标的），于是，她便朝前小跑了几步，将空罐又踢回来，然后再轻轻打横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栽树泥地的一只凹坑里，这才算罢了脚。
湛玉紧走两步，赶上了站在泥坑边上等着她来到的女儿。女儿的眼睛不望她，仍盯着那只被她踢进了土坑中去的无辜的可乐空罐，她看不清她真实的脸部表情。她只听得她说，“那后来，后来你为什么就突然停下不学了呢，妈？”她提问的声音不响，指向也不明确，甚至连语调都带了一种介乎于问话与自语之间的不确定性。但她知道，女儿想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湛玉讲了已经有好多遍了，但就从未有一次提及过她为什么后来会停下不学芭蕾舞的原因。而秀秀听这个故事也听了有好多遍了，她从来扮演的就是一个忠实听众的角色。她知道，母亲只是想一遍一遍地讲，尤其是当她有情绪的时候。当她讲够了，心情也就差不多平复了，心情平复了，自然也就不讲了，如此而已。惟独这一次，是个例外，秀秀不想问，但还是问了；想问但又没有问清楚。
湛玉听得十分真切，瞬刻之间，她已从纷乱的思绪中滤出了一切往昔记忆里的细节。她飞快地调正着自己的思路方向和情绪曲线，但她还是决定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一辆公交车（如今流行地称作为“巴士”）从她们的身边轰隆隆而过。
当然早就不是那种一拖一的，车厢顶上装置有一只大的沼气袋的公交车了，现在的公交车都采用中央式的封闭型空调，车身低矮而平稳。所有的车窗都紧闭着，透过茶色的玻璃窗能见到高高稳稳坐在软垫司机位上的司机。而公交车的路线号也不再是5号或者42号之类了，如今都流行三位数，诸如918、726等等，用电脑控制的圆点数字亮闪闪地打印在车额上。之下是一大块环圆形的挡风玻璃，左下角的某个方位上搁着一块横牌：本车无人售票，票价每人2元。
公交车给湛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当它轰隆隆过后，她便又立即做出了一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自自然然地与秀秀保持着一肩的横隔距，朝前走了起来，她们又再度进入了那种无言的状态之中。
其实，在这之前，母女俩在麦当劳的那排临窗的座位上也坐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钟头吧。她们说说停停看看，接着又看看停停说说。母亲的牛奶纸杯早已空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仍然轻晃晃地摆在了她的面前，女儿餐盘中的食物也早就吃完了，在这种顾客的流动量十分大也十分快的快餐店里，为了避免长时间地占据着两个视角尤佳的座位而不吃不喝的尴尬，秀秀又去买了一份奶昔和一包大薯条来，放在面前一根根地取出来，沾上茄汁慢慢儿消耗。
后来，她俩终于走出店来，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街道两旁的青铜路灯一盏挨着一盏地分两排展开去，在漆黑的夜的背景上显得格外地光明亮丽。秀秀不用母亲提示，便自动自觉地与她一道先踱过一条马路去，然后再转踱到另一条马路上去（恰似当年的那个穿一身芭蕾舞服的八岁的湛玉从牛奶棚到舞蹈学校时走过的路线），以此来抵达一个十字路口上的对角线目标。她俩从亮着炫目碘钨射灯的“复兴别墅”的弄堂口经过，并双双驻足朝弄内望了几眼。她俩是回家去，而如此路线是明显兜了个大圈的。但秀秀心里明白，这正是母亲的意图所在。从这小小的细节，其实，便已经不难窥探出当女儿的内心世界了。尽管她还未长大成人，但她是知晓一切的，她只是说不清楚，就像当年的湛玉自己。而谁又能肯定说，当秀秀长大后，就不会长成为第二个拥有了另类童年情结的湛玉？
秀秀从未见到过外公——他在她出生前的很久已经去世。而外祖母留给她的印象也远不是母亲所形容的那般漂亮和富有气质。到了秀秀产生记忆的年龄，她已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整天呆在虹口的那幢红砖老屋的二楼，很少下楼来。她性格孤僻，猜疑心也重；母亲说外祖母的这种性格愈趋严重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事。那时候抄家物资已经发还，她整天就守着两只大樟木箱，轮流将它们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看了又看，数了又数。几张定期存单和一本活期存折更是她寸步不肯让它们离身的东西，一会儿藏在箱底，一会儿又把它们取出来，塞到枕套芯里去。后来大约是要拿枕头到露台的阳光里去晾晒，她生怕一不小心存单滑出来，掉到了楼下的花园里去，就麻烦了。于是，她复将它们掏出来，放到了一处她记得应该是十分稳妥和隐蔽的地方去了。枕头晒完了，但她已完全记不起她的那些宝贝搁哪儿了。她急得团团转，满屋乱找，最后还是不得不把秀秀的父母都唤了去。在这之前，外祖母是从不肯向任何人公开她的半点私密的，尤其是这几份存单，这是她私密的核心。后来，存单终于在盥水间水盆底下的一条已经废弃了的水管里给找到了。它们被揉成一卷，塞在了里面。其实，这是套老把戏了，“文革”抄家时，秀秀的外祖父就已经使用过，但最终仍没能逃过红卫兵锐利的革命目光。这回，秀秀的母亲便是根据当年的那条线索才把藏物给找了出来。
存单找到了，外祖母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当时，秀秀的父母亲谁也没有去留意存单上的数额，一经发现失物，就已迫不及待地高声地叫了起来：“找到啦，妈！——”并立即将存单如数交还给了外祖母。惟外祖母却吞吞吐吐地向着她的女儿女婿解释说，这钱其实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