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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的选择为什么又是另外呢？扮演第三者的声音决不肯放松，继续追问。眼看就无法招架和回避了，我说，可能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吧。一个愈是喝醉了的人愈是可能会向一个幻影伸出手去的。于是，我便再没听到那第三个声音继续发问了。
其实，再想深一层，我将我三分之一的资产挪来上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因为了湛玉？我自然十分明白她喜欢什么，而我又不由得在暗中盼望能在自己的身上再增多一些她所喜欢的色彩。但另一方面，我更清楚自己的真实追求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追求，在远远的另一端不断地呼唤着我，叫我欲罢不能，不得不循着那冥冥之中的唤声一路摸索而去。我经常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矛盾情绪的十字路口，怔怔地不知该往哪个方向上靠才好。男人以及女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生命带给他们的启迪和意识上的长进竟然是反向的。
我还知道，总有一天，在这生命的平台上，我与湛玉的关系也会走到尽头，走到落幕的那一刻。那时，由我代兆正扮演的那一部分人格又会与他的另一部分再度整合，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从前的他自己；而我又会再做回从前的我去。当然，我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是自己命运剧本的编剧；反正，只要这一天还没到来，我就应该全情投入演出，一旦想到了这一点，你便会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和做下去，认定这便是你全部命运锁链之中无法省却的一环。
每一回，当我从护照查验台上取回自己的证件，然后再从台与台间的那截短而窄的甬道间通过，远远地朝着行李输送带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心中都会忍不住地荡漾起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自己正领受了一份额外的赦免的恩赐一般。
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我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或者台湾，但每一次，只要我一来到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出入境关卡跟前，这种奇特的感觉便会本能地浮现出来，并紧随着我，一直到所有的过关程序都告一段落为止。照理说，上海是我出入最多的一个地方，又是自己的故乡，应该感到更熟悉更快乐更安全更有亲切感才对。但不成，这种感觉的产生是没有理由也不听理智之分说的。我要反复不断地向自己确认说：此刻，你拎着的那只手提袋中会不会携带任何违禁品，比方说，一本反动杂志？若干页大逆不道针砭时弊的文稿？甚至还可能夹带上了一本可以给人无限上纲的反动日记本之类？一旦想到了这一层，我便感觉手提袋的分量突然变得重不堪负起来，我站在队列里一步一人头地向着护照查验柜台的方向靠近过去。我幻想着，一个穿制服的官员会突然从查验台的后面站起身来，朝着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我说：“喂，是你。等一等！”我的心“突突”地乱跳，时刻预备用一种强装出来的镇定来面对一场可能突发的事件。
对于任何着制服的人员，我都怀有一种竭止不住的，病态的恐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某种权力的象征。某些权力，随时可以叫你失去自由，进而安你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错就错地将你投进一间小黑屋里，从此便让你与世隔绝了的权力。在这样的人的面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大脚板下的小蚂蚁般地缺乏安全感。我知道我的想象有点荒唐，更有点变态，我知道它们是来源于那次遥远了时空的记忆。少年的岁月，中年的岁月，哪怕到了老年，记忆都会变了形地来捉弄人。它们像某类调味品，捣碎了，与现实生活的情节糅掐在一起，再发泡出一只只虚幻的馍馍来，叫你真伪难辨。
我向着行李输送带的方向走去，已有好些人站在那儿了。行李带开始启动，它“叽叽”地鸣叫着，将各种形状的行李东倒西歪地从黑色的胶片帘的后面输送出来。有人弯下腰去，将行李从流水带上费力地拖出来，核对着，装上小车，推着，走了。
我也拣了一件，准备离开。亮着浅蓝色灯光的大堂里，三三两两的出境人群，推着行李车，朝着标有禁区标志的玻璃自动门走去；空气中浮动着一种隐隐的说笑声，气氛显得格外安谧。我见到玻璃门前站着一小队人马，像是在等接谁的机，男的女的，一个个衣着趋时面带微笑。一两个人的手中还捧着鲜花，其他有几个则扛着带电视台标记的摄像机。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和上海。又一个历史连绵进程中的特定的时代横断面，而人的生命是垂直的，我们都从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断面之上洞穿而来。
一位全身FENDI名牌、肤质保养上佳的中年妇人朝这边走过来，她刚从护照查验台离开，她的身后跟着一位男士。立即，扛摄像机的和捧鲜花的都向他们涌了过去。但我发觉，FENDI女士好像是向着我这里一边微笑一边走过来的，她并没太多要去搭理摄像机和鲜花的意思
。当我看清她原来是罗太太——也就是湛玉向我提起过的她的那位童年时代的好友莉莉时，她已经快走到我眼前了。她的身后边跟着的是提包的罗先生。
我急忙迎上前去。也真是的，只顾了胡思瞎想，都快失礼于人了。我说，还没认出来呢，原来是你们两位哪。
“你是财大兼气粗，又贵人多忘事，怕是见了人故意不认吧？”莉莉边调侃边吃吃地笑了。
“哪里。哪里。”我连忙说。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三人已被蜂涌而上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了。大家好奇地注视着我们间的谈话，沉寂了一会儿。我发觉远远的有一架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我们——我，罗太太以及罗先生——红灯一闪一闪地亮。我慌忙退向一边。我说，罗先生罗太太，你们还有正事要做，我这……
但莉莉一把拉住了我，什么正事不正事的，还不是这里的电视台正在拍一部我与我家族的长篇纪实片。机场遇故人，她笑着说，不正好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细节？——你说呢，导演？她向一位身穿牛仔装，扎着一截马尾辫的男人递去了一瞥眼光。
马尾导演挥了挥手，亮红灯的摄像机便马上停止了工作。大家重新围上来。导演是个高而削瘦的年轻人，三十来岁，菜黄的脸色，耷拉着眼皮，显得无精打采，一副严重缺乏睡眠的模样。他说，是啊，咱们的郝莉莉小姐是沪上的名门之后，自己又曾是个红极一时的芭蕾舞演员；去了外面这些年，如今又再回上海来投资，她的人生故事很富有传奇色彩啊。
导演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朝我折皱出一个敷衍的笑容来。他顺势从衬衣的上口袋中掏出一包“中华”来：“嗯？”他向我与罗先生分别作了个暧昧的手势。在我俩一致向他摆了摆手之后，便独自弹出一支来，点上火，抽了起来。
“这位是？”他向上方吐出一圈烟雾。
“老朋友了，也是上海人。在香港，他曾经是我老公生意上的拍档。”莉莉如今说话，大大咧咧，声音也很响，还充斥着一种满不在乎的自我放任。这非但与湛玉从童年记忆里描绘出来的她不同，就是与我认识中的她变化也很大。从前在香港，我们应酬谈生意，莉莉总是坐在一边，身段窈窕，样子文静得来也很好看。她从不多嘴，只是偶然朝她丈夫瞟上一眼。有一次，她丈夫说起，原来莉莉与我都是上海人，而且“文革”的岁月也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莉莉说，是吗？我说，是的。
我还说，那时，我是反动学生，处处受监管，日子难熬得很哪。她便问，你当时是哪一所学校哪一届的？我说，东虹中学67届高中。她的脸上就有了点异样的表情，她说，她的一位童年好友也在那一所学校就读，好像与你是同届，不过……“不过”之后她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她多望了她丈夫一眼，那时的她决不会在不该多嘴的时候多一句嘴。我说，东虹中学的学生有几千人，就我们那一届就有好几百。当时，那间学校搞极左思潮在全市都是出了名的，遭殃的教师学生一大批，我，只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而且还是相对侥幸的一个。否则，我还能今天坐在这儿与你们一起把盏言欢吗？于是大家便笑，都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罗先生举起杯来，说，大陆上的“文革”他是没有经历过，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只要能有钱赚，就行！来来来，他说，为了赚钱，大家喝下这一杯！于是大家——包括我和莉莉——都举起了杯来，我感觉到莉莉迅速瞥了我一眼，在这一瞬间，似乎已经有了某种讯息的传递了。
你看，我又来了。我在对一个故事的叙述与记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颠倒时空和记忆的事发生；事实上，我自己都无法辨清什么之后才轮到什么；而什么，又可能是在事后添补上去的一笔幻觉？从这层意思而言，你完全可以说我是个思路不清的作者，但我却绝对是个尊重感觉事实的作者。
就像这一回，当我在上海机场重遇罗氏夫妇时，我的明确不过的印象是他俩已肯定不再是从前在香港时代的他俩了，莉莉与她的丈夫的处世位置正好来了个颠倒：一个滔滔不绝，语直意赅，遣词泼辣；而另一个则是毕恭毕敬，谨行慎言，站在他老婆的身后，满脸堆笑，只有在偶然不得不要他作答之时，才挤出半句一句不咸不淡的港式国语来。
还有一点：莉莉也肯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窈窕秀美的莉莉了，她变了，变成了一位体态富态的肥胖的中年妇了。她朝着导演说道，你别小瞧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喔，他还是个才子呢，他是一位诗人。
导演“喔”了一声，再次抬起眼皮来望了我一眼，他的眼中有一丝迷惘：诗人？这个久违了的名称似乎与眼下的这摊子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我窘迫万分。
“不是说你们曾是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