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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楚了，或者正像我所说的那样，是涣散得无法聚焦的那一种。她只记得他穿一件土黄色的人造棉棉袄，有机玻璃的纽扣偶而在冬日的阳光之中一闪。他似乎已无法再朝前迈一步了，一推下车便双膝软软地跪倒在了地上。在刑警出手将他架空而去前，他死鱼般的目光迅速地扫过所有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脸，像是在作最后的一次恳求。最后，竟滞留在了她的脸上。可能曾经是同学，她对他有点儿脸熟的缘故？湛玉说，她只觉得在这刹那之间有一股寒气从她的脊梁骨的底部冒升起来……
我说，这人差一点就是我，而这目光，也差点是我的！我俩差点在那刽子手满布的刑场上相面对，而不是在这张温软的床上相拥！但幸好，不是。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人遭枪决。她永远无法想通的是：那束目光怎么顷刻间便消失了？随着“砰！”的一声脆响以及一缕淡淡的蓝烟，那束在几分钟之前还停留在她脸上的目光便永久在这世间消失了，难道？人们开始散去，该回报社去写报道的回报社去写报道，该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的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该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的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但那颗灵魂呢？那颗可怜的，年青的，被恐怖吞噬着的活生生的灵魂呢？现在去了何处？她想不通这一切，她当然想不通的，这令她好几个星期都寝食不安。
再说回我自己。我的问题并不因反标事件有了个水落石出而告一段落。既已入了网的鱼，造反派们是不会甘心把它再次放归水乡的。批斗会交代会一个接连一个，对象们多半是老师，
唯我一个是学生。
那一次批斗会，兆正也来了。
口号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文有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发了言，唯他保持沉默。站在我一边的是教地理科的乐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他被众人从反右年代的反党罪行一直数落到资反路线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批斗惯了，他竟能熟练地弯腰出一种姿势来，一站数小时，就像在练习站桩功。这令我大开眼界。我用眼角的余光望过去，见他两眼半开半闭，花白稀薄的发缕之下竟然还隐隐地浮动着一丝笑容！这更叫我大吃一惊。再望过去便是一长排的课桌椅了，课桌的后面坐着革命师生们。我留意到兆正从他坐着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提着大包的什么去到在课桌长排的中央坐着的那位长脚主任的身边。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尽管隔有一段距离，但我能辨认出自己的那本草绿硬封皮的日记本。
我见到那张酱红脸膛抬起来迟疑地望着他。我眼角的余光望不见他的表情，只有他脸的侧面和他的动作和他的手势。总共也不过三个：指指物件，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我清晰地记忆了它们三十年，就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而它们竟成了我与他之间在视觉交往上的绝响。
这次之后的没几天，我便被释放了。再以后，勉强内定了个“反动学生嫌疑，不予分配”的含糊结论，退回街道了事。
我后来才听说，是兆正向校革会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作了担保。他说，从我家抄去的那些东西他都很认真地看了，没什么，小资情调而已。这账就是要算也要算在万恶的资反路线的身上！他说得言之凿凿又义愤填膺的样子，让人听了半信半疑但又不得不信。那时候，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与评断，他有一种发言上的权威性。
我逃脱了。没有公检法，没有吉普车，没有壮汉的胳膊和手铐。当那张险恶的大网正企图收拢时，我及时滑脱了。这是一只自己向自己不知重复讲了多少回的惊险故事，每次，只要当我的记忆的触须触及到其中的任何一条细节时，故事便会一丝不漏地再重新放映一遍。人生之途险哪，每一个人都在漆黑之中用脚探摸着前进，差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但因为你跨出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另一步而令你因此拥有了可以再活多几十年的生存权。
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连贯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之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天色已经黑透了。三十多年之后的那个傍晚，我步抵上司徒拔道与山顶道的转接口上。山势已经相当地陡高了，远远望去，被灯火燃烧着的香港全岛与九龙半岛隔着黝黑黝黑的海
面互相对峙着。我转了个大弯，决心顶着迎面吹来的强劲的山风继续向山顶的最高位置攀登。我呼吸着的这股带潮腥和叶绿素味的空气就是三十年之后流动在香港半山区的空气吗？我突然感到连自己的存在都有些不真实起来了。
十八 ．
财富的背面
雨萍说，我们不要太多的钱——我们干吗要很多很多，多得可能一生一世都用不完的钱呢？钱的数额以及用处仅仅是用来过活的——在这条标准线之下，钱的作用是正面的。再超过，钱就会逐渐变质；它会变成一个掠夺者，钱将本应属于人的很多东西都一一掠夺走了：理想、时光、情趣、宁静的心情，还有良心良知的原始美。
夜色愈来愈深浓起来的时候，雨萍还是一个人坐在大客厅里，她没有去把灯打开，她呆在黑暗中。
权将它当作是我从酒柜上取了串钥匙，换了对鞋，然后轻轻带上了大门，沿着大坑道一路走去的那同一个黄昏。这样，也许会更方便故事的叙述和增加它逻辑上的连续性。其实，如此情景几乎可以剪接进雨萍的香港生活的很多章回的上下文中去。可能，压根儿这个夜晚与那个夜晚就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时段，但在回忆中，它们贴近得几乎重叠。当然，最终她还是会去将客厅中的大吊灯打开，让它放出一屋的光明；她也会跑到露台上去张望点什么，然后又跑回客厅中来忙碌些什么，坐下来打个电话或接听一个电话之类，但在此一刻，她什么也没去干，她只是坐着。
客厅很大，她就一个人坐在它的一个角落里，感觉着暮霭如何从露台的那边渗透进来，然后将客厅中的陈设一点一滴全部吞噬干净。她经常这样来渡过时光，慢慢地习惯成了自然，而自然又演变成了一种癖好。事实上，雨萍也喜欢这种情趣，她从来就是个安静得心下来的女人。这从她当姑娘的时代已经开始。她有一种随遇而安，不太会让烦恼上心的个性。而来到香港这么些年，她完全像是个被抛入了一片沙漠里的孤独的旅人，周围的一切对她都是绝缘的；而渐渐地，她也把自己向周围的一切关闭了起来。人们说，香港是这人世间最充满了诱惑力的一块地方，但当她从铜锣湾花花绿绿的街景中经过时，她感觉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物质与欲望的海面，而她人性的小舟在其中载浮载沉。
这儿与她童年时代上海的记忆太不同了。那个时代的上海虽然贫困，虽然脏穷，虽然还时常会有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地，在这社会的表象之下，总少不了还会有一些生命情趣的绿色在那里萌动、抽芽。就好比一声遥远的叹息，一旦叹息出来了，其中倒也包涵了一种抒发一种感慨一种释放了。或者说，那是一帧差不多已有点儿发黄了的黑白老照片，再差的影相设备，技术以及光线，都消灭不了相片上那些人物和景致的韵味。而今天，在香港，虽然天天都在出炉着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生活的海报，色泽艳丽，科技精湛，成本昂贵，材料优质，但却没有任何情趣可言，也缺乏景深度，她觉得这生活薄，薄得像张纸。
她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她的错觉或者偏见？她从来便不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她需要借助些什么来增强它。于是，她就将兆正表哥的作品拿出来再读一遍。这是她在苦闷孤单的香港生活中唯一可以汲取点什么的精神泉源。当她将作品一页一页地翻阅而过时，他们那代人共同经历的日子便又奇妙地复活了。在那个政治强迫人们必须将一切隐私的窗口都打开的时代，人们都不懂遮羞地生活在一个精神完全裸体的社会大群族中，资源共用，喜乐共享；没有隐私意味着不分你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的交流在那个时代充分得无法再分清彼此。从相隔了时空的今天来回首，那倒成了一种怀旧，带上些了苦涩的温馨的怀旧。
这种病态了的怀旧感后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也逐渐地弥漫、流行起来。只是雨萍要比一直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早了十几二十年。原因就在于她在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香港定居的缘故。
其实，当年雨萍申请来港并与我结合而共同生活纯粹是一种偶然机遇的撮合。我早她几年来港，她如今体念到的港式生活我早她几年就开始体念。上海存活在记忆里：既是恐怖又是温情。而当那温情的一半呈夸张型态地投影在了我的记忆屏幕上时，我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寻找出那个聚焦的中心来，她便是雨萍。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雨萍的来信，我迅速回信，语气真切而诚恳，我只想找回自己丢失在上海的那一半的梦。
人的感情有时是可以寄生的。她将她对兆正的感情寄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则将自己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寄生在她的身上。我俩结合了，互相吸取着对方寄生体上的营养成份，成长为了一株另类感情植物。
如此说法，其实只是人在过了天命年后的一种回首与反思时的结论，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上或者还有点意义；对于身临其境者，充其量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活法罢了。
如把人的感情比作是一条长河的话，它既有源头，也有出海口，如此而已，并不深奥。有一次，雨萍婉委地自我表述说，其实在当时，她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