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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她便知道同学们来到了。这是因为街上和弄堂里都很安静，人还没到弄堂口呢，喧哗之声已经传来。她太熟悉那几个顽皮的男同学的如雄鸡初啼般的声调了，沙哑、粗糙、刺耳，但偏又喜欢吼得特别大声。平时，每日的课间体操后，他们便是这样地堵在男女厕所的通道间，用笑话和眼光来向路经的痴笑着的女同学们传递点什么的。她跑到窗口的边上，见到人群闹闹哄哄地已经进弄堂来了。从没人来过她家，自然大家都很好奇，她见到同学们指指点点，猜测着那一幢房子的哪一只窗口应该是她的家。
她没让同学们见到她，她躲在一根露台的红砖方柱后面，从那里，她能清楚地见到进弄来的都有些谁。但她并没有看完，因为人群三五一茬、二四一堆地陆陆续续进来，她的担心是：当她还没能见着那最后一个进弄来的是谁的时候，那第一个来人已在她家的柚木阔把扶梯口上楼来了。于是，她便复又跑去房门前的扶梯口上，在那里，她摆出了一副欢迎同学们来她家作客的样子。
那天，湛玉很兴奋，连天天都与她见面的同学们也都感到她兴奋得有点异样。其实，当她站在扶梯口上将同学一个个地迎入她家正房去的时候，她的情绪紧张到了有点几乎连心脏都要从喉咙中跳出来的感觉。终于，她见到兆正了。他拉在最后，甚至离开那最后面的那茬人还都差了二三步梯级。他孤单单的一个人，没同谁，也没谁同他，作伴。然而她却长长地舒吐出一口气来，她觉得她一早上的努力与心思终都有了个回报。
兆正还是那副模样，用眼睛望着梯级，一格格地踏上来。她用眼光来估计着，丈量着他那下垂的目光现刻应该接触到她的拖鞋尖了，然后一寸一寸地，她让自己从脚到头地展现到他的目光之中去。当他的目光完全的，正面的触及到她的目光时（这种机会之前极少，甚至可以说从还没有过），她笑了，她已忘记她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了，她只记得，她笑了。因为她见到他的两眼突然放射出异彩来，她想，她终于抓着了他的眼神了，他的那两扇将他心底的密藏透露出来的灵魂之窗。
就这么通上的电，欢乐与希望的彩灯一下子全点亮了。就这么一次的这么个霎间，人生的节日前夜有时比节日之本身更令人难忘。后来有一次，湛玉已忘了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以及对答的上下文中，反正那时的兆正已当上了他的作家了，而且还有了点名气。他问她：当年，她究竟欢喜他些什么？她想了想，答道：“你有点憨，但憨得可爱。”这倒是真话，再多的，她也说不出些什么来了。她对他，从感觉到感情，如何一寸寸地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几十年后，又从感情到感觉，如何一寸寸地从西边的地平线落山，只留下了一片青冷色的回忆的天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团谜，一笔连他俩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稀里糊涂帐。
我与湛玉床第间的一次对话
……在我们青春发育期的信仰模式的强行灌铸对应着在我们更年期的对价值观剧变的残酷适应。我们一直是落伍者。
这又是另一次。
那一次，我们又狠狠地、很过瘾地干了一回。之后，湛玉白玉一般丰满的胴体就那么疲
乏地，丝毫不作掩盖地躺在我的边上。我伸出一只手去将它们再一遍地抚摸，那种润泽光滑的感觉让你的手掌不忍心按得太紧又不舍得离得太开。我说，我在她的身体上就从来也没享受到过如此丰盛的感觉……
谁？你说谁的身体？
但下一刻，不用我解释，湛玉便自己明白了。她说，是啊。你可知道，一个拥有了如此身体的女人是多么地渴望能被人爱抚啊。……有时夜深了，失眠，她说，她想她还没老呢，她的欲望还很强烈。但就绝对不是与他。她与他之间的那种生活曾经也很热烈，然而就莫明其因地消失在了好多年之前。
还有一次。
我们大汗淋漓地靠在床头板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她便披着一袭丝质的睡袍下床去了。我望着她的一双白嫩的脚背与脚板合拍着一双轻质泡沫拖鞋的银色内里一闭一张地走向房门口，之后再一路朝厨房走去。
待她端着一杯热茶回房来，在我的床头柜上放下后，她发现了房内某个细节的变动。我将一块她罩遮在一幅照片上的手帕取走了。照片上，兆正与她站在桂林公园的一只石舫前，金秋的阳光透过一棵金桂树影照射下来，兆正笑得很灿烂，她笑得更灿烂——这可能是十五年之前的他俩了吧？照片竖立在梳妆台上，梳妆台正面对着大床。我说，还是让他瞧着我们干这一切吧，隐瞒，没有诗意。她也笑了。她说，假如我俩能永远生活在一块就好了，缘份真是与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啊。她又说，男人对女人的最大吸引力是安全感；有时，一个当作家和艺术家的丈夫并不能为你提供这么一种感觉，这有点儿像梦，一场曾是五彩绚丽的梦，纷纷扬扬地飘落下；醒了，你会失落地发现，一切还不都是睡之前的原样？
我的目光突然变得有点锐利起来，我说，那假如是一个商人的丈夫呢？一个能赚钱，最好是能赚大钱的商人丈夫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转向了其他话题。
后来，在相隔了一段长日子之后的某个机会，我又隐隐约约地点及到这个主题。我说，假如我真是他，他也真是我，而你仍然是你的话，即使缘份错了位，即使错了位之后再颠倒过来，又有什么意义？有位剧作家写过一出很现代的戏。有一天，某人在车站上等某人，下雨了，她没带伞，结果有一个人走过来为她提供了一次共伞的机会。同是那一天，某人在车站上等某人，没下雨，她等到了她想等的人。两回最常见的生活偶然衍生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然而，作者在其中藏进的命运的必然性却是惊人的一致。
湛玉很平静地听完了我所说的一切，她的回答却是完全遵循另一条思考逻辑的。她说，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多太厚太沉太重反差也太大，而所有这些，你不会比我更不清楚。当年的政治狂热与今日的物质窒息（狂热也是一种窒息）同样地冲击着我们的心魂，让我们失去心理平衡。在我们青春发育期的信仰模式的强行灌铸对应着在我们更年期的对价值观剧变的残酷适应。我们一直是落伍者，但正当我们下了决心要迎头赶上时，时代的闸门每次都恰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无情地卡下，让我们从此失去机会，也失去希望。
这都是谁的责任？而又有谁会愿意就这些来向我们整整一代人负责？我们都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兆正他，也是受害者。只是我们这代人的苦无人可诉，即使诉了，如今，也无人有这份闲性来听。于是，他便写小说，你便写诗，而我，又何尝不想坐下来写点儿什么？这是我们这代人诉求的另一种方式。等到我们老了，我们至少可以在自己留下的文字之中找到一个可靠的自己。嗨——她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说，生活在你前面，梦在你后面，生活让你经历了之后便成了梦。
我一言不发地听她说完了，心想，她是个既能写好小说也能写好诗歌之人呢，但她什么也没曾写过，她只是为他人作了一世的嫁衣裳。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目光有时会黯淡下去，之后又会突然燃烧起来的原因了。
究竟，那件“千结衫”去了哪儿？
奇怪的是：等到跨过了某个生命阶段的门坎之后，如今，他最想回去看看的又渐渐变为了他从前生活过的那个地方了。人生是个圆周，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人生轨迹又在不知不觉中向着它的始点回归了。
当灯光渐渐稀落和黯淡下来时，兆正知道自己已经位于了这个城市的最西端了。
他常到这一带来走动，那是在他和湛玉刚搬来复兴路新居后不久的事。他的创作习惯是喜欢散步，而且要在与自己的性情完全融合的环境中散步。他不是个什么都急于要记录下来的作家；也不是个严格按照创作计划天天日日必须要完成多少多少的作家。他随性而来，感觉潮涨上来时，他可以茶食无味，一连几晚都赶通宵；感觉平息下去时，就任凭心情像黄昏降临时的海面，静静地反射着夕阳金色的余辉而不思任何牵动。对世事，他也采取了这同一种放任的态度。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那种特有的敏感和懦弱都在渐渐地形变，退化为一种类似于麻木和听之任之的性格。社会正在发生翻江倒海的巨变，但他却始终饶有兴趣地将它看作是一件处在光线幻变之中的写生物，摆放到他的作业台上，左观右观地思考着该从何处着手去刻画它才最好。
在他生命的天空中，什么对于他都是无关重要的，除了能保持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创作状态之外。
当然，钱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当你从一个纯理性的角度来思考它时。似乎是为了弥补一段扭曲和荒唐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某类心理创伤，当今的钱的概念所凸显出来的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主宰功能。不错，今天的兆正已有了相当可以的社会位置了，但，这并不表示他就很富裕，很有钱；钱与地位是两码事——至少在今时今日的中国，这种情形仍十分普遍。一个人对钱财的拥有量与他的社会定位往往不相配称，而由此引发的感觉上的落差又往往给人生造成了某种无形的压力，假如你是一个很在乎这一切的人的话。
但兆正似乎不是这一类人；这可能是天生的：他旁观着他人如何在钱的泥潭中扑腾，不知怎么地，自己的心中就老也滋长不出丝毫欲望来。他觉得这样不很好吗？他喜爱看书，听音乐或是在感动人的夕辉里作一次漫无目标的散步。他不打算去了解别人——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