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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迷迷糊糊地，后弄堂的那条涂写着“打倒狗腿子张三！”的窄窄甬道又出现了。她
总觉得这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但也有过好几回，她终于还是来到了它的尽头，这是一道用红砖墙围砌而成的小小的弄堂拱门，从那里，她能望见两条街以外的那排青砖墙身以及紧挨墙身搭建的那个脚踏车的补胎档。她在盼待着有谁会从那个方向上向她这边走过来。
两条人生平行线
有时，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我们让出了时间和空间？我向湛玉说，真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
更令我确信我与兆正之间有一种生命的暗脐在联系着的另一个迹象是那一晚——就是他沿着淮海路一路西行而去的那一晚——我也恰好在同一个掌灯时分，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激励着地离家出门去。这是我在之后才听说的。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由东向西行，思考着类似
的人生主题，梳理着一样纷乱的思绪，自我安抚又自我鼓励。对于湛玉的感觉，一个失去了，一个得到了，就如在三十年前一个得到，另一个失去一样。但却一样都有一种空虚感，无奈感，飘飘然然地浮在半空好像老找不到那种能回到地面上来的脚踏实地感。
我细细地回想起了这一晚来。
当我从我居住的那幢位于港岛东半山的住宅大厦的铸花大铁门里走出来之前，我应该是先经过一片宽阔的停车坪的。一个熟识的大厦管理员迎上前来，堆着笑：今晚不开车吗？我摇摇头，我想，他一定觉察到我脸上的什么表情了，没再说点什么，便从我的记忆之中退了场。我绕过了一辆浅灰色的“奔驰”，又在一架紫红的“积加”车的身旁经过，然后便走到了街上。
初秋的香港，天气仍十分炎热。近晚时分的半山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的甜丝丝的香味，香味之中还带有一种酒的醉意。橙红色的落日现在已经完全沉落，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它沉没之前的那最后一幕景像我是在我家那临海的露台上完成观摹的——远处，香港中、西环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们的簇簇的黑色巨影彼此复合重叠，像锯齿利牙一般地割据着西边海面上的那片仍是十分明亮的天空。而薄暮像一层轻纱，开始升起，飘逸、优雅，将这远远的一切都巧妙地笼罩在了其中。
那是一幅十分壮观的场面，从东半山山脊上的任何一个方位，只要没有建筑物遮挡视线，你都能望得到。此时，在我的头顶之上是一片宁静无比的天空，碧澄的天幕上镶着一两颗明亮的星斗。路灯刚点着，橙黄色的，背景在还是相当明亮的天空上，一盏一盏地排列开去，仿佛是一长串会发光的装饰物。蔓藤植物从两旁的山壁上挂下来，晚风吹过，像山的一缕缕飘动起来的绿色的长发。
窄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晚归的私家车从我的前方或身后无声而疾速地驰近或超越而过。在这片高尚住宅地段，车辆一般都很少鸣号，只是在前方的某幢大厦前，一辆抵家之车会渐渐减速，黄边灯巴眨巴眨地靠向道边，等待大厦的铁门为它打开。
在大坑道黄泥涌道的道路交汇处，我绕过了一个车辆回旋点之后再穿越过若干条交叉的斑马线，走上了上司徒拔道。山道更窄更陡，行人也更少了。我一路向落日沉下的方向走去。我装得有些行色匆匆的模样，但我是漫无目标的；我不知道，就在这同一个时分，远在千里之外的兆正也正沿着淮海路漫无目标地一路西行而去。司徒拔道两边豪宅的窗洞间，灯一盏接一盏地全亮了起来，夜色开始深浓。透过宽大的露台望进去，有人影在水晶大吊灯之下晃动。有狗吠，一个身穿睡袍的年青女人坐在露台上的一张白色沙滩椅上，她的双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她抚摸着一头躺在她膝上的长毛狗。
我先想到了上海的她，接着便立即联想起香港的她来。
当我在露台上观摹完落日那最后一幕回到客厅中来时，客厅中的光线刚开始晦暗下来。在朦胧之中，家俱们蹲伏着或站立着，像一匹匹温顺或者是居心叵测的野兽。听到声音，雨萍从房中急步跑出来，依在门框上，便止步不前了。她只是用目光望着我（我虽没去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望着我拖椅，穿衣，着鞋的一切细节。我从酒吧柜上取了串钥匙，掉转头去。不知怎么地，只要在与她对视的一霎间，我都能在她的眸子里找到兆正的影子。这是个消失了五官的他，影影绰绰地存在于遥远的年代里。这常令我对她无端端地生长出一种疏远感来。我说，我出去一会儿。她说，嗯。之后就不再多问了，或者她知道，即使她问，我也未必会答她。
其实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来。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儿以及将出去多久？
我认识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学习会上。那时，我们都是待配在家的应届毕业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带一张小板凳集中到居委会，坐在那儿聆听二报一刊的社论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有时，街道里委也会请来某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女工来为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这些满脸皱纹，扎着发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文盲，能被请来作报告，自然觉得很光荣，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她们因此都会全力以赴尽其所能所知地将报告作得有血有肉，生动而有说服力。她们一直从日本人讲到国民党反动派，讲到资本家以及走狗，讲到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讲到“拿摩温”。有一次，请来的是一位干瘪瘦小的矮个子老太太，讲一口硬梆梆的本地话。旧社会，她是给一家人家当佣工的。老东家真是个大善人哪，阿弥陀佛！她说，穿剩吃剩下来的什么都让她给带回家去，所以那阵时她家什么吃穿都不愁。大热天，每天还可以捧一只平湖大西瓜回去；隆冬天的年关前后更是糕团南货腌腊，她斜乜着眼睛望着屋角的某个位置，掰着手指说了一大串品名。她说她算是她的那些姊妹之中最命好的一个了，找到了个好东家。但到了现在新社会反倒什么都没了，她儿子分到厂里当学徒，每月拿十八元二毛五的赤膊工资，这怎么个活下去法？这怎么个讨娘子法？她说说就感慨万千起来了，她说，她只能用她的退休工资去津贴她的儿子了，其他还有啥法子可想？——她压根儿就没有搞清哪一截历史应该接哪一截？哪一个朝代之后才换了哪一个？直到有人在台下听出说不对劲，赶紧上台去把她请下来时，她还嘟嘟囔囔地争辩说她还没讲完呢。把我们那一屋子的待配青年一个个地搞得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就那一次，雨萍坐在我的边上，一张圆而白嫩的娃娃脸，咬着下唇忍着笑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我们便互通姓名，相识了。
谈到兆正，那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步。雨萍说，她从小就崇拜她的表哥，她表哥是一个很聪明也是很有天赋的人。我便表示十二分的认同。她说，他毕配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围海屯垦，是她替他缝制准备了全部细软的。我说，是吗？他每月能有三日休假回来上海，便是她最快活的日子了，她又说道，每次她去表哥家，常有另一个女的在场，据说，他们是同班同学；有时，表哥不在家，一直等到晚上也不见回来，她便猜想，十之有八、九是去了那个女的家里。我说，噢——那一定是她了。她？她是谁？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简略地说了说，其实，也说不清点什么。雨萍睁大了两眼望着我，但她的眼中似乎透出了一种早就明白了事由的胸有成竹，这令我感到暗暗吃惊。
说来也有点奇怪，从此，我们间的谈话就没离开过兆正，有时当然也会带到湛玉，但在雨萍这一头，她还是尽量避谈到湛玉——尽管到了后来，她事实上已知道了湛玉这个名字以及她与兆正之间的关系。那时候，雨萍每一次敲门上我家来几乎都是因为她去她表哥家，而又发现他不在家之时。她有点垂头丧气，见到我，谈谈她那出众的表哥以及那个“并也不见得太怎么样的女的”，谈谈文学（她也酷爱文学），还有那位忆苦思甜成了“忆甜思苦”的文盲老太太，她才渐渐缓过气来，嘴唇也有了点鲜红，脸色又像先前那般地圆而白嫩起来。其实，在那年代，虽说大家都是待配青年，但各自的背景与底细却大相径庭。她是因病，因了某种妇女病——这是诸多正常和说得出口的待配理由之一。而我则因了某种暧昧却高危的内控因素。这是社会折磨人的一种绝佳手法：总让一些似有似无的影子与你鬼魂相随地留在某个它所不喜欢的人的社会档案中，久而久之，让你周围人的目光都磨利成了一根根不怀好意的芒刺，射向你，射向你，四面八方、日夜寒暑，绝不允许你有个安稳日子想过——这种手法，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大陆十分流行，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见得就完全消失了，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好多陋习时间长了倒成了传统，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吧。
当年，我只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生活在如此的一只社会压力锅中，一直能熬到头发灰白的今天，也算是一项奇迹了。我突然就“呵呵呵”地，竟然笑出声来了，在那个初秋的黄昏，当我沿着上司徒拔道的山路一路向西行而去时。山道上无人，有爽飒的风迎面吹来，把一种清醒灌入到我的心中去。始终是个异类，我对着山壁大声地，放肆地叫喊了起来，你呀，你！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生意的，什么都沾点边，什么又都不讨好！
但至少雨萍没有这样认为我。她照常来我家，在那些非常日子里，每一回当她发现她的表哥自崇明农场回来休假又不肯呆在家里的时候。她全然不顾周围的芒刺般的目光，她自愿地走进我的这个有“反动学生”嫌疑的芒刺圈中来，与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