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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
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
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
味的话：
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
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
的双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 年，
邓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
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
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 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
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 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
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
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
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 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 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
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
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
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
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
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
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
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
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
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
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
——“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
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
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
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
“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
上企图翻案，说1932 年10 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
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
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
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
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
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
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
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
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
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
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
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
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 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
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
金遥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
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
就觉得周恩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
中央红军之意。
1933 年1 月29 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
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
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
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
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
避免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
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
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 月7 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
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
他再电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
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
前方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
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 日完成对南丰
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
守，一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
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
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 月13 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
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
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
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从14 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
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
五万人则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
算盘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
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
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
英明杰出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
事家。他要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
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
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 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
中央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
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
切实际，完全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
将此电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
争。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
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