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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
山包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苏联驻华顾问团的一
位译员回忆说：当时顾问团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园站了一队士兵，被缴械的卫
兵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其中
一个稚气未消的士兵差点没哭出来。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知道布氏在苏
联身居要职。
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却作出与苏联使团相反的动作。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山舰
事件后，他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聂荣臻在广东区委开
会，主张对蒋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
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来还和毛泽东等进行讨论，大家都主张反击。
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而主张妥协让步，以
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月22 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蒋介石，这是
对人还是对俄的问题？蒋狡猾地回道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速
回。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蒋介石提出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
团长季山嘉和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并要求加仑回任。
面对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变的反革命行为和要求撤换苏联顾问的无理
要求，布勃诺夫一再妥协退让，甚至还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辩解。
布勃诺夫一面承认：“广州20 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工会
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变。”另一方面，他
又说：“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
杀人之事。”
在他看来，蒋介石似乎并无恶意，只是孙文主义学会不断挑拨离间、制
造事端。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
人并不反俄反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事发后，鲍离开北京，绕道张家口、乌
兰巴托、海参崴，经海路于4 月29 日抵穗。
鲍罗廷一到广州，便根据布勃诺夫提供的处理意见同蒋介石进行会谈，
毫无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直到1927 年10 月，鲍罗廷仍然坚信：“当时如与国民党中派分子分裂，
那就是大错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
的终止，革命的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
策的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从而控制了广东。
苏联代表团决策的失误，给中国革命留下了祸殃。
周恩来也还记得，1927 年7 月末，正值南昌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斯大
林又来了封电报。
当年挟共产国际指令从汉口赴南昌阻止周恩来举行南昌起义的中央代表
张国焘这样回忆道：
由于罗明那兹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
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
中委，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
译人员。
罗明那兹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
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
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
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去。
罗明那兹那个实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
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
志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地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
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署名拍来的。”
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于30 日急赴南昌，阻止起义。
这天夜里，前委会围绕着是否起义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主张立刻起义。
谭平山竟气愤地表示：把反对起义的“钦差大臣”张国焘绑起来。
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
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立刻回
汉口向中央报告。”
由于周恩来和全体前委成员的据理抗争，南昌起义没有被阻止住，于8
月1 日凌晨2 时终于爆发了。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诞生，发出了共产党人
武装反抗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信号！
南昌起义的成功，完全出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料，他们因此而大失
体面。
张国焘后来写道：
在共产党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被
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体
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
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
周恩来违抗“圣旨”，坚决果断地干了一件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愿完
全相悖的事。他的英名也与南昌起义一道，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七年后的今天，共产国际这份“625 指令”，与南昌起义前夕的
“指令”如出一辙，使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领导人左右为难。然而，历
史的悲剧总有谢幕的时候。“625 指令”也成为教条主义者把持的中共中央
所接到的最后一道共产国际的指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直到
1936 年才得以恢复。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决策权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国
革命的命运掌握在了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手中。
第八章红白战线上的秘密握手
陈济棠与周恩来言和的秘密使者
出瑞金城往西走三十里，有个林木参天、石山环抱的地方，这便是梅坑。
梅杭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闭塞贫寒的小村庄，1934 年夏天，这里却日见光
彩，不可小视，成为中央苏区史上值得一书的地方了。
1934 年7 月，中革军委巡视员孔荷宠、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杨岳彬相
继叛变投敌。蒋介石根据孔、杨提供的情报，下令在南昌机场的航空队出动
机群，接二连三地对以瑞金沙洲坝为中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驻地进
行疯狂轰炸。
党中央和军委得悉孔、杨叛逃，立刻下达了疏散隐蔽与修建防空洞的命
令。
尽管敌机投下的炸弹命中率较低，但也造成一定破坏，对正常的工作秩
序构成严重威胁：开“二苏大”的礼堂一角被炸坏；乌石垅村军委驻地周恩
来、朱德办公室三米处，也落下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虽未爆炸，但叫人捏一
把冷汗。
于是，中央决定：马上将所有中央机关全部撤出沙洲坝，迁往沙洲坝以
西三十里外的梅坑区。
中央机关迁梅坑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在的中央政府驻梅坑高围乡云
石山，博古等所在的中共中央机关驻梅岗乡马道口，周恩
来、朱德等所在的中革军委机关驻梅坑田心乡岩背厅下。
9 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来了个陌生人。他完全有别于
平日进出的红军官兵，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
帽，锃亮的皮鞋。
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
径直走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向好奇观望的作战局、机要局的参谋们
和警卫队的战士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一道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
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的“禁区”。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
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恩来伫立窗前，凝望远山。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周主任”是黄埔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惯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
治部主任，颇受学生们爱戴，故“黄埔生”一直都这么亲昵地叫他。
周恩来记忆力甚强。一见来人即想起曾在瑞金与之有过接触。当时是陈
济棠通过在广东做生意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子引荐，派他来同红军
作试探性和谈的。
“幸会！幸会！”周恩来握着“陌生人”的手，客气地说道。
接着，“陌生人”撩起长衫，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
来。
周恩来接过来函，先请客人入坐，然后开始阅读。
信是陈济棠写来的。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陈济棠当面交代任务，反复
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
速去速回。”
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
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
判。
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
第五次反“围剿”一年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
红都瑞金亦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
越紧张。如何退敌，如何破围，能否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利用陈、蒋
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连日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看完信，周恩来忙吩咐警卫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