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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5日，天色还没有亮透，周恩来刚刚结束案桌的工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多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睡几个小时。
值班的同志见总理走进卧室，也松了一口气，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倒下快散架的身子，蒙上头好好睡一觉。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医生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他被某种不祥之兆撞击，顿时清醒了过来，一跃而起，跑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走进总理的卧室，见总理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
医生连忙进卫生间，再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他这时想到总理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让总理承受尿血的恐惧。他疏了疏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宽慰话，让总理稍稍宽宽心。
他才开口，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跟随多年的医生突然明白，一个对周围非常敏感，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能不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难怪他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只是一味工作、工作。他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血肉之躯填写每一天。
大家心里苦涩苦涩的，也茫茫然，仿佛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求援。主席也重病在身……原来和总理熟识的老帅们也都打入冷宫，分散在天南地北，远隔千里。那时还不叫“四人帮”的那几个人对总理一直是横加刁难，他们绝不会帮助总理的。
自从1971年底，毛泽东突然被一口痰堵住，窒息引起心脏停跳，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才渐渐恢复了知觉，但是他硬朗的身子板和健康的体魄再没有恢复。他日夜被病魔纠缠着、苦恼着。双脚肿胀得厉害，几乎隔几天就要换双布鞋，鞋子越穿越大，行动越来越困难。
周恩来义不容辞担负起组织医务人员为毛泽东治疗的重任……可是如今总理在尿血，谁又来为他承担？
猛然，大家想起了叶剑英元帅，对，叶帅！
他与总理个人感情不错，在中央会议上又能说上话，那几个人也不敢怎么样他。
他一定能起作用的！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
医生们马上驱车去向他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长时间的委屈和害怕好像找到了可以依靠可以宣泄的怀抱，他们禁不住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还没开口却先哭出了声。
叶剑英一见医生这般伤心，估计总理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但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说不出话来，不相信似地望望你望望他。
到底是一位见过世面，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老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理解他们孤立无援的痛楚。
“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一定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说。现在你们别着急，要注意总理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想办法先止血，稳定住病情。尽量争取早些做检查。你们放心，主席会帮助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有了叶帅这句话，他们才感到心里好受些。
几天后，中央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治疗室。
傍晚，暗红色的晚霞撒在垂日的天尽头，凝重且肃穆。它注视着黑夜即将来临的大地，撒落它一天里最后的祝福，然后从屋脊的瓦楞上收去最后一缕红丝。
玉泉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开始陆陆续续亮起了灯火。
医生们在临时布置的手术室里做好了最后一道术前的准备。这之前，医生们已经确定了好几种治疗方案，如果检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烧掉，检查治疗一次完成，不让总理再受一次罪。但是这个方案只能根据检查的情况灵活掌握。如果癌症病灶很大，这个方案就不能用了。只好先检查，后治疗，分为两步实施了。
手术台历来是生命的生死台，它几乎能改变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周恩来躺卧的手术台上，紧张的气氛像凝固一般，专家们心里都沉沉的，重重的，随着每一次手术器械落盘的声响，心越揪越紧，汗水不知不觉细细密密从额上渗出……
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专家们眉眼露出了笑意。癌症病灶直径还不到一公分，表面仅有些毛茸茸，说明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非常大！手术台医生们闪动的眼神成了彼此心灵沟通的语言。
负责主治的吴阶平院长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癌的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消息报告给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汇报给毛泽东。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主席的原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悬在心头的石块，终于可以落地了。
邓颖超也等在手术室的门外，听见丈夫手术很成功，她的心情并没有完全轻松，当听见毛泽东来电话祝贺，她却哭了。她内心深处的担忧和多日的紧张，随着无言的泪水滚淌。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强的邓大姐都没有落过泪。可这次她……泪水沾襟。在场的人谁也无法分担邓大姐内心的痛苦，更无法用语言去宽慰她。
手术治疗后，生命活力又一次回到周恩来体内，尿检再也看不见红血球。气色和精神也明显好转。随后又在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休息了20多天。
周恩来在手术前是天天见报的重要人物，可是一下子沉默了20多天，外界马上敏感起来，放出五花八门的传说，什么中国总理已被停职，什么周恩来身患重病……正好那个年代中国高级领导人老是频繁被打倒，周恩来一有风吹草动自然会牵动外国新闻界的神经。
4月8日，日本相扑首次来中国表演访问。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外界亮了相。会见后，他径直回西花厅，又开始他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
在他日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亮相等待他去实现。4月12日，周恩来在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时，请去了邓小平，当周恩来和邓小平款款走进记者镜头时，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遍世界：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不仅清除了肿瘤，同时也了却了一个心愿！心情轻松的周恩来决定到大寨等地走走，一方面陪同外宾，一方面自己也休息休息。
回想1972年在从广州回来的飞机上，大家最为兴奋的是，总理主动提出和飞机上工作人员合影，这在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我一上飞机，就可以喘口气了，肩头卸下沉重的摄影箱，坐进舒适的座位上，顿时瞌睡袭来，很快我就进了美妙的梦境中。突然张大夫跑过来，使劲地推我：“老杜，快起来，总理要照相。”
这怎么可能？总理忙成这样，难得的休息还要拍照？总理几乎每天收进了镜头，这时他要拍照？我以为他们逗我，是想把我骗到他们那里打牌。可是张大夫神情特别认真也非常着急，“真的，总理真的要和我们合影！”
我赶紧跟张大夫后面到总理的后舱，进去一看，总理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陪同出来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还有机组的乘务人员和总理身边的警卫、秘书等人。
大家一见我进来，马上让我拍照。我用眼神请示总理，是否可以？
总理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画报，他微微向我点点头。看来是总理主动提出的。我马上放开手给大家拍合影，先是杨德中局长单独合影，后是专机的女同志，再是男同志，最后才是身边的同志。我看看拍的差不多了，准备收机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还没有照呢？
我一愣，我不知拍了多少合影，这次总理怎么要我也来一张合影？心头的疑问只是一闪而过。我和总理合影非常少，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赶紧将相机交给总理的卫士，然后，我坐到总理身边的座位上，“咔嚓”一声，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二次和总理单独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和总理合影。
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患重病了，以后可能不再坐专机了，他是有意识地提出和大家合影的，因为平时他知道我们都想和他留一张合影的愿望。一想到总理善解人意的厚道和善良，至今心里还感到很酸涩，也对总理细致情感惊叹不已。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3）
第三节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1973年夏天，周恩来抱病回到延安，群众围住总理的汽车，看见警卫一身泥土，总理说“要作检讨，应该我作！”
从大寨回来不久，北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总理的病情还比较稳定。这时，越南的客人又到了北京，提出去延安看看。总理欣然答应，他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总理去延安，总是喜欢用“回”这个字眼，好像人们常说回家一样。6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