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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原则，这是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一次胜利。
（3）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方开始时提出“每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此句显然有美化美国实行霸权政策的含义，中方坚持改成“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谋求霸权。公报还确认了其他一些重要原则，包括任何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
公报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对于周恩来来说，几乎是用后半生生命作为代价的。他在漫长的征途中艰难地跋涉，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在革命征途中灿烂夺目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地降临在辉煌的上空！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握手（3）
第三节 总理患了膀胱癌
1972年5月12日，尿检发现四个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着周恩来。
1972年5月12日，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总理的身体出现可怕的信号——癌细胞。当然这是我以后听保健大夫张佐良讲述，才知道总理患病的整个过程。直到总理患病两年多住进医院，我居然还不知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
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按照惯例给总理每周检查一次大小便常规。当大夫看到化验单时，不由地心一沉——四个红血球？！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四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
医生们看见这个化验单，心里都有些紧张，虽然这四个红血球在医生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是他们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侥幸，也不能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的化验。
病检报告第二天就出来了——红血球上升到八个。最要命的是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癌细胞。但在70年代，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专家们对尿中的癌细胞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就是癌症；有的则认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变化无常，尿中发现癌细胞不一定有确定诊断的意义。最后派人去天津和上海两地，请有关专家再进一步确诊，专家们一看涂片标本都认为是癌细胞。
早期膀胱癌不容否认地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最佳治疗时期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专家们对此信心十足。治疗方案很快由专家们会诊后制定出来，并报告了中央。
说来也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身边的人，检查是什么结果？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大家希望总理不要问他们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内心深处又希望总理知道自己病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千方百计争取治疗时间。周恩来在医生的眼里，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的癌症病人，而不是他职务高低。然而，在中央的全盘棋上，周恩来是举足轻重的帅将，肩负党和国家重任，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总理啊！
在这里，总理和病人成了一对矛盾！
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不心急如焚，已经患病的周恩来仍然在日理万机，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医生们焦急得声泪俱下：“再不抓紧治疗，迟早尿血的……迟早会尿血的……啊！那时再治疗就……晚了。”
医生们能不哭泣不焦急吗？他们还没有给总理做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日子就这样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周恩来又从容地完成了中日建交的重大工程。
尼克松走后，日本备受鼓舞，立即做出反应。打破1945年无条件投降撤出中国后的27年沉默，急切地步了美国的后尘，向打败他们的共产党中国表达了求和的意思。
既然国门已经向美国打开，为何不能向日本打开呢？
田中角荣决定9月访问中国。
周恩来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精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年辛劳和智慧。
总理和田中角荣会谈的日日夜夜里，让保健大夫们提心吊胆，因为谈笑风生的总理带着“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总理会见外宾时，医生依然坚持给总理尿检，每一次出化验报告，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见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
有时，大家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总理用痛苦铸造的命运而悲伤，也为总理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1）
邓小平从一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下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绝对大大触及了江青团伙的权力利益，给他们灿烂的仕途涂抹了可怕的阴影，至少是一道障碍。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实。他们把账结在周恩来头上，想寻找时机抓住“小辫子”，一把揪到底……
第一节 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成立
患病后的周恩来对我们依然严格要求，然而，一无所知的我却给总理增添了许多麻烦。
外交活动一多，记者们可有事做了，忙得不亦乐乎，也乐此不疲。
这可急坏了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他们有时面对“无冕之王”一筹莫展。刚把好前门，后门里溜进一帮子记者，前后门都把好，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侧门。总之，记者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的场地记者很多，秩序混乱。外宾一出场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搞得宾主都很窘迫。他十分气愤，冲着在场的警卫局领导喊：“这都是什么单位的记者？谁叫来这么多记者的？记者一多，场面就乱，又缺乏管理。啊……各家报纸只管自家的新闻，拼命地挤拼命地抢，要管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这个乱劲，还要不要中国的国际威望？”
没过几天，周恩来将分管新闻的领导和警卫局负责外事警卫的领导叫去，提议摄影、电影、电视三家统一管起来。有外事活动好统一协调，统一指挥，以免再发生记者多缺乏管理的混乱场面。
当时警卫局副局长狄福才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代表，他和新华社军管组组长张纪之当晚召集新华社、新影厂、电视台负责同志和我们中央新闻组的人开会，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会上商定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他们提议我担任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新影厂的牟森、电视台的李华为副组长，还确定了六名拍摄记者的人选。
7月14日，也就是会议的第二天，狄福才同志将会议情况和人员组成名单写成书面报告了总理。没想到当天总理就批阅了。
他用铅笔在报告眉头批示道：
拟同意。即送康生、江青（暂不送）、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中联部传阅后，退张纪之、狄福才同志办。
周恩来
1972年7月14日
7月21日，我们第一次以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的名义拍摄艾尼大使任期届满的告别宴会。
宴会晚上7点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举行，各国使节均被邀请出席宴会。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场景，我已是“身经百战”，可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许我是杰出的。作为一名初上“战场”的指挥官，我却是缺乏指挥经验的，所以导致“初战失利”。
第一次统管摄影电影电视的拍摄，我心里没底，特别对我不熟悉的电影电视的拍摄。结果我将照相拍摄交给了组里的另一名摄影记者，而自己跟着电影机子拍摄。
万没料到我认为最熟悉最好拍的照片出了乱子！
“总理叫你！”警卫员急匆匆地把我从电影摄影机旁叫开。
什么事？警卫员也不回答我，只是快速地带我穿过宴会的桌隙，走到主宾桌前，总理用我所熟悉的严肃眼神盯着我：“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
“我？”
“你！”
我不知总理为何而发火，望望他异常严肃的面孔，又不敢问，只是规规矩矩垂手默立。
“我和阿富汗大使握手，有两分钟，你们的摄影记者叫都叫不回来。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这事？我吓一跳。“我去问问。”忙转身去找那位闯祸的摄影记者。
记者也知道自己捅下漏子了，吓得躲在宴会厅边上的过道里。一见我，可怜得差点没哭出来。“我不是不给总理照，我……机子里没胶卷了。”
嗨！这……我又好气又好笑，摄影记者没有胶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你怎么不多带些胶卷，这下好了，总理正发火哩。”我埋怨道。
“这不能全怪我，外交部只交代我拍一张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
我一听这话，愈加哭笑不得：“够呛！你怎么这样死性呀！总理和谁握手你都要拍，完了外宾是要和你要照片的啊！”
“我哪知道，我又没有经验，第一次……”记者苦着脸小声嘀咕。
“怪我没给你说清……”这时我的心猛然一紧，一道锐利的目光从不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