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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啊。”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枝。”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作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外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的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朦胧虚拟，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住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呐。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哈哈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还是没有回来……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3）
第三节 林彪撕去了“无限忠于”的面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
以前我拍林彪镜头不多，大多是他穿元帅服的照片。可是我再次进中南海，林彪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干瘪瘦弱的躯体里藏着强悍的野心。在一次外事活动拍摄时，我无意看见他在毛泽东旁边摇动“红宝书”，外宾不知怎的先向他伸出了手，他眼睛里忽闪出一种惊喜得意的锋芒。尽管这锋芒倏亮即逝，立即卑谦地退到后面。但这一瞬间的感觉在我脑海里萦回了许久。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