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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总理回到北京，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我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历史在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周恩来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我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我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我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我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我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我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可怜地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一直到会议快结束，这紧张的气氛丝毫没有缓解。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台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嚓……咔嚓”飞快地照了几张，我知道这照片就是冲洗出来也无法用，可不拍摄又不行。
我又看见了陈老总，他仍坐在会场的西面，拼命吸手里的烟。他的日子更为艰难！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会议被林彪、陈伯达还加上黄、吴、叶、李、邱搞得一团糟。不明白真相的委员们，以为冠以“天才”是歌颂毛泽东思想。陈毅却不以为然，他不同意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天才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性。
陈老总的反道行为立即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使得因“发配”石家庄而不知中央内幕的陈老总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不同意“天才论”就是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难道“天才”和国家主席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陈老总懵了，哑了，陷入深深的迷茫困惑中。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我的目光朝陈老总看去，他的注意力在手上的一份材料里，脸上浮动着一种叫人陌生至少叫我陌生的沉闷情绪，以前他可不是有这种情绪的人啊！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到老总被推到“众矢之的”的艰难境地，先受林彪及同伙的非难，后成张春桥攻击的目标。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准备离开这间充满不愉快空气的房子。
“咔嗒、咔嗒……咔嗒”耳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咔嗒、咔嗒……”打火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固执地响着，这是谁的打火机？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陈老总的。他嘴上叼着烟，苦着眉，望着手里的打火机。我一看打火机那笨拙样子就知道是国产货，用汽油的。老总又使劲地猛甩了几下，“咔嗒、咔嗒……”任凭拇指捻动搓轮，只见火星，不见火苗。老总气急了，“砰”地将打火机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抹下嘴角的烟。虽然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我清楚地听见他心里重重地骂了一句：龟儿子打火机！
我掏出火柴，大步走到老总的沙发后面，“嚓”地划着了火柴，递到老总的侧面。老总一惊，猛地调过头，见是我，顿时眼窝里荡出愉悦的波纹。他笑眯眯地拢起手围住火，将香烟投进火苗里。“哈——”他舒坦地放出一口浓烟，我干脆将火柴塞进他的大手里。他惬意地朝我挤了挤眼睛。仿佛说：好安逸哟！
我一阵心酸……不敢再和他对视，转身快步走出会议室。
陈老总那股子倔强、固执、乐观的劲头都收进了我的眼晴里。
他没有变，一点儿没变！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飘渺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2）
第二节 陈毅患癌症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要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的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啊？”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又说我胆子大敢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了？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啊，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啊。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他们打招呼，怕有影响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么？”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