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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