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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李二先生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不会相信仅凭人心就能打赢战争，只要对他有利的，他都会接受，因此要“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鸟枪鸟炮”转变成了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2万人，此后队伍不断壮大，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为确保粮饷充足，减少纠纷，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专款专用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当然这个对普通百姓不利，但是却是阔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苦了百姓，成就个人。而且我们的李二先生此时正雄心勃勃地“为天下计”，小民“岂足惜哉”。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