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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
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干着，一人一个心眼，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很有点无厘头的色彩。
诸位也都知道，咱中国人干啥事都要有个理论做指导，否则就干不好。面对着理论缺位的现状，最高统治者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时，《劝学篇》的出现，给老太后解了围。
“中学为体”，说白了，就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当基础看待，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了这个宗。于是，老太后吃了定心丸，顽固派们也高兴。把保守集团这边哄爽了之后，老张又用“西学为用”把改革派也哄爽了。两边都哄爽了，事儿自然就好办了。老张还真不愧是大清的第一支笔啊。
老太后将《劝学篇》下发各省省长、教育厅长各一部，令其大量印刷发行，广为传达这一重要学说。《劝学篇》还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叫渥内基的美国传教士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弄到法国去了。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今天，每个上过高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了张之洞和他的“中体西用”，但往往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玄机。
（四）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对于一些大人物，如果总是仰视，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模样，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哈哈镜中，才能还原真实的面目。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张都督的奇闻轶事——哈哈镜中的模样！
张之洞是个典型的夜猫子，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到晚上10时始起床视事。（如果那时有互联网，张公肯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网虫。）下属们要找他，有时要等到半夜。当年的斯大林也是如此，全国官员的生物钟都为之改变，结果，当斯大林去世后，时差很难改变了。例如，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10时以后。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老头子有时还没睡醒，只好在门厅坐候，往往一等就是好几小时。道府以下属官，好几天都见不着张大帅的面那是常事。所以当时湖北的官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能“拼体力”。但是张帅毕竟不是铁打的，为大清国日理万机，操老心了，加上年纪也大了，体力难免不支，有时与客人谈话没几句，就呼呼入睡，将客人搁置一旁。
1902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设宴款待，又屏退左右密谈二小时。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睡着了。
《张之洞像》袁悄悄告退，嘱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清制，凡总督出和辕门须鸣炮致礼，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当鸣炮礼送。炮声一响，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表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从武昌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司设盛宴款待。当袁亲自率领属官举杯为张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呼呼入睡，使袁颇为难堪。
对大名鼎鼎的袁世凯都是如此，可见其他官员的遭遇了。对于张督的这种睡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具奏。瀚章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奏复：“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可见朝中无人莫做官真是至理名言。
清朝惯例，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也说了出来，一时传为口实。“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梁启超，时年二十出头，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他要来见总督了。按理说来了就来了，总督见你一面就是给你面子，可是张之洞呢，将总督府的中门大开迎接梁启超，还问巡捕官要不要放炮，吓得巡捕官大惊失色，忙说钦差大臣来了才放炮，直闹得热气腾腾、喜气洋洋。这还不算奇，奇的是远远一声竟喊出了“卓老”两个字，举座愕然。“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又是一声“卓老”，分分明明，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张之洞说：“你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可见张之洞很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但是也正是自诩才华盖世，因此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有一位布政使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了。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两人已经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鞠了个躬就没影了。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难理解一般读书人的贫穷，一贯拿钱当王八蛋。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总得有个二三十两的银子吧？”加上他为人豪放，讲究排场，喜欢搞点文物鉴赏，还经常请人吃饭，送礼更是大方。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让手下去当铺典质。所以当时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曾追忆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张之洞爱名不爱财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不过还是我们心直口快的辜先生说得实在，他说：“他挥霍了一辈子，欠那么多债，自己是潇洒了，后人怎么还？”
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得到清政府批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走完了他那无比正确的一生。享年73岁，谥号文襄。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