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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口活。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张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径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颟顸，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18项辱国丧权的条款。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奏参崇厚。张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许，召见张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张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赴俄京订约。曾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发誓要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为天下老百姓办实事，即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他从革除陋规、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设清源局清理山西30余年悬案、积案；劾革、褒奖部分州县官，又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兴学育才，筹办山西练军和山西铁矿等，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张之洞得到已故老师胡林翼的遗训，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操办洋务，清流党的保守与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于是，张之洞又渐渐成为洋务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则没有转变。这人叫张佩纶，当时的著名清流，在当代的知名度就远不如孙女张爱玲了。他一辈子崇尚空谈，因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毁了半世英名。
当时中法战争打得激烈，张佩纶犯了“清流症”，站出来放言高论，说仗应该怎么怎么打，等等，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觉得他好像很懂的样子，就干脆任命他去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这番战败逃跑，挨了不少骂，就是清流同党们也以他为耻。
但对于老太后，清流党也不是一无是处。玩平衡嘛，总得什么干部都来一点。一方面可以让他们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顿官场风气；另一面，可以当制约一些权臣的棋子，让他们去抓权臣们的小辫子，整材料，必要时抛出来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鸿章就被这样提醒过。当时，可能因为手里兵强马壮，鸿章的尾巴就有些翘了。于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给他看看清流党人最新给罗列的罪状，李便如捣蒜般地磕头表示忠心，请求恕罪，于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宽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翘起来了。这样，由于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党才能在众大臣的怨恨中继续存在。
张之洞从清流党脱离，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不是历史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对他有个公道的评价，说：“讲工业，不能忘记了张之洞。”并说他当兵时使的枪就是“汉阳造”。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在中国为第一家。
（二）圆滑着，并且老练
张之洞非常非常会做官。
在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是两码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职场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后却丢了官，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张之洞就非常会做官，不仅会做，简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树敌，最后下场多为不佳：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罢官下岗；南清流领袖翁同龢，罢官下岗。而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原来他这头“青牛”可不像别的“青牛”只会些口活，他是既能说又会做，典型的能给众官锦上添花的人物。这种人，能不官运亨通吗？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就是那个误打误撞，在慈禧当年进宫选秀女时送了银子的吴棠，当时任四川总督，此人属于那种命好挡都挡不住的类型），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