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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3）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早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在座位上枯坐半小时。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完全不解其义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们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席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七年的与书本的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们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是仅仅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病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对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按部就班。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项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了一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的，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学习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们的笔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们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个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们炫耀他的书法了。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4）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们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
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
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做活，有失身份。
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
四是经常外出行猎。
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明武宗实录》）
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们干活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们看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