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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成了一部强奸暴力片。
杨广：被大业压垮（5）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然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不过是罗织的开始，在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地不停宣淫。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八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九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Ｆｒｅｓｈ Ｍａｎ）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对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率，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即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率。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杨广即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隋书·炀帝纪》）
杨广初政的这些举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十
对于大臣们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记载，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杨广：被大业压垮（6）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隋书·炀帝纪》）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