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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森随口应道：“男的是三K党，女的自称是革命共产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杀手，只不过想闹点事出出风头。”
罗新华听出他是在搪塞自己，那一男一女肯定是同伙，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可既然人家不愿讲明，自己当然不便细问。但使他百思不解，也令他深感不安的是，尽管在白宫四周设置了严密的立体警卫网，两名凶手却轻而易举地混人欢迎仪式现场。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警钟和信号，这说明美国人吹嘘的什么立体警卫网并不安全，还有很多漏洞。
当罗新华直爽地讲出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后，泰伯森无可奈何地晃了晃秃顶脑袋：“他们是记者，有白宫签发的合法的采访证。”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他们在进入白宫之前都经过严格的检查，这小子怎么能把凶器带进来呢？”
罗新华当即提出今后要对采访的记者严加限制，以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
“你这是引火烧身。”泰伯森穿好外套，不无感慨地说：“在美国，记者可不是好惹的，连总统也得敬让三分，你知道尼克松怎么下台的？就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把美联社驻白宫的记者们赶到了一楼厕所旁。这帮家伙自由太多了，就给你整天制造麻烦。”
罗新华不知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仍坚持减少采访的记者数额，特别是对能够进入警戒区的记者更要严格控制。
泰伯森虽有所顾虑，最终还是表示同意。“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可以采取D式方案。”他胸有成竹地说：“把所有登记注册的记者再进行一次审查，然后视情况签发红、绿两种采访许可证，只有持有红色采访证的记者方可进入警戒区。”
“这样好。”罗新华赞同地点点头。
这时，总统助理秘书弗兰克捧着一束鲜花走进来，他把花束献给泰伯森，用公事公办的语调说：“泰伯森先生，总统正在同中国客人会谈，他特意委托我向你表示感谢和慰问。”
“谢谢。”泰伯森神情平淡地接过花束，随手放在一旁的茶几上。
弗兰克又压低声量叮嘱道：“另外，总统还让我转告你，对欢迎仪式上发生的‘意外事件’，你不要对新闻界发表任何评论。最好保持沉默。”
泰伯森正色答道：“我明白。”
其实，即使总统不特意叮嘱，泰伯森也会对此事守口如瓶。作为安全局的首脑，他当然明白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那些喜欢追奇猎艳的记者们一定会把它炒得沸沸扬扬，这样一来卡特呕心沥血好不容易实现的中美领导人在白宫前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就将被冷落，其政治价值和新闻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他是总统，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不允许在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自已被人挤到一边，他要让整个人类都为自己的精彩“表演”欢呼喝彩。
卡特成功了。
第二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几乎都在显著位置详尽报道了美国总统和中国高级领导人在白宫前的会见。强大的电波把这一历史事件推上了炽烈的顶峰。当然，也有人提到了在欢迎仪式上的“突发事件”。法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便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革命共产党说，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使白宫为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举行的欢迎仪式造成短时间混乱的事件是他们干的。”
“在这次事件中，聚集在南草坪上的一群人中的一男一女，在卡特总统发表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的时候高呼左派口号并企图散发传单。”
“警察查明，这两个示威者是西雅图的索尼娅·兰森（38岁）和纽约的基思·科齐莫托（28岁）。秘密警察把他们交给了华盛顿的警察，华盛顿警察指责他们扰乱治安。革命共产党发言人沃尔特·卡弗说，这次事件是他的组织干的。”
但这种“花絮”般的报道并没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人们普遍关注的只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的会谈内容。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都想知道他们将谈些什么，被允许进入白宫采访的各国记者们焦急而兴奋地聚集在大厅中，希望能探听到一点会谈的蛛丝马迹。但他们都失望了。原定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正当记者们纷纷猜测的当儿，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鲍威尔来到大厅宣告中美两国首脑第一轮会谈结束。在记者们一再追问下，鲍威尔只微笑着回答了四个字：卡特总统和中国高级领导人谈得“非常愉快”。
三年后，已成为美国普通公民，回到故乡普兰斯的卡特，在撰写的传记中对这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作了详尽描述：
“……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的最高统帅，他的访美是我任职期间十分愉快的一次经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如愿的。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很满意。1月29日，我们进行了首次工作会议，并要求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他要求我先谈。我根据提纲谨慎地每谈一点就停下来让译员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和中国其他官员。我特别关切的是两件事：一桩是东南亚、印度洋北部到非洲这一地区动荡不安的局势以及某些外来的强国企图利用这一局势；另一桩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还提到指导我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信念和意义。他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还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卡特总统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副总理的印象很好。他身材不高，却很健壮。他机智，豪爽，有魄力，有风度，自信而友善，同他进行会谈是愉快的。”
也是三年后，当罗新华在吉米·卡特赠给他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段文字时，确实很感兴趣地细细看了两遍。然而当时，当他作为中国一名特工人员站在白宫大厅中时，对卡特总统所描述的这些内容却没丝毫兴趣。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注意杀手。他知道，来这里采访的不一定都是记者，那个声称要刺杀“迪姆虎”的托尼可能就藏在其中。他也明白，任何稍微的疏忽都可能改变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讲的“世界局势”。
会谈结束后，罗新华随车队返回下榻的布莱尔大厦。一进门，王枫便递给他一盒录音带。“这是老杜一早送来的，你先听听。”
罗新华知道副部长讲的老杜是杜立彬。为了节省开支和便于工作，杜立彬抵美后就住到了王东升在华盛顿包租的房间。他把录音带插进录音机，拧开旋钮，随着一阵沙沙声，录音机里传出一个男子急切的声音：
“王先生，我查清了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迪姆虎！你懂吗？他要暗杀东方迪姆虎！有人给托尼二百万美元！对了，还有一个叫卓娅的杀手也和托尼一起行动。他们——”
录音带戛然而断。
王枫说：“我已和王东升同志联系过，他证实这是李·乔治的声音。”
罗新华两眼盯着录音机：“这就是说，李·乔治在临死前曾给老王打过电话。”
王枫点点头：“他在电话里又讲到有个叫‘卓娅’的杀手和托尼一起行动。这个‘卓娅’是什么人呢？他和托尼又是什么关系呢？”
罗新华想了想，提议道：“是不是把这个情况尽快通报美方安全小组。”
王枫表示赞同：“可以。”
匆匆吃罢午饭，罗新华便赶到美方安全小组指挥中心，把李·乔治的录音带交给了泰伯森。
安全局副局长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听完录音，随即像被人踢了一脚，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扔下咬了一半的三明治，将录音带倒回去又重放了一遍。
“卓娅！李·乔治也讲到了卓娅！”他冲中国警官大声喊着。
罗新华紧问一句：“你知道这个人？”
泰伯森摇摇头：“不，海因霍带回的情报里也曾讲到这个‘卓娅’。对，是‘卓娅干掉迪姆虎’。”于是，他便把海因霍夫妇被杀和微型录音带的内容详细讲了一遍。他特别讲明了“夜莺”的真实身份和梅茵霍芙组织的情况。“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那个叫贝尼克·赫勒尔的德国人吗？就是被警方在机场抓到的那个慕尼黑大学生，他已承认他的代号就叫‘卓娅’，是受苏联人雇用的。”他的用意很清楚，要让中国同行明白，苏联人已插手了这桩暗杀阴谋。
从泰伯森的讲述中，罗新华即刻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不仅得知美方警察已经抓住了这个叫“卓娅”的杀手，而且还认定这是一个梅茵霍芙集团分子。可他有一点仍不明白：托尼为什么非要同西德的“卓娅”一起行动？被抓的西德人真的是“卓娅”吗？当他提出这个疑问时，泰伯森也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头。
显然，他对这件事也没有真正弄明白。
第十二章
1
1月29日下午1时。华盛顿。谢拉顿·帕克饭店K705房间。
“蠢货！一群蠢货！”他走进客房，一边把刚领到的绿色采访证扔到大床上一边愤愤地骂着。白宫新闻局突然更换记者采访证显然和欢迎仪式上被逮捕的一男一女有关。他猜测那两个闹事者肯定是激进的左翼分子，很可能就是美国革命共产党。果然，一小时后，“美革共”中央总书记格斯·霍尔便在一家私人电视台公开声称此事是他们所为。“这个笨蛋以为这样闹一场就能大出风头。”他恼怒地想，恨不得立刻找到格斯·霍尔一拳砸扁这家伙的大鼻子。他如此愤怒不仅因为这件事使他被更换了采访证，今后的行动受到限制，减少了接近目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触动了卡特的神经，无疑等于提醒他要严密防范这群来历复杂的记者。好在事情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计划也没受到多大威胁。“想用一把水果刀就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