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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王衍芳复仇的决心犹如一根导火索，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燃点，只是没有遇到电光火石的那一个瞬间。
2004年2月，王衍芳将刚刚买下的房子卖了出去，他需要钱养活自己残疾的大女儿和正在上学的小女儿，还要为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治病。但是，2006年春节前，王衍芳的母亲真的变成了植物人，没有办法，王衍芳只好把母亲送进了敬老院。这件事情对困顿不堪又非常孝顺的王衍芳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8年前那个杀人的念头不可遏制地被点燃了！
王衍芳不能不拿自己跟陆院长和米书记作比较，他们都是退休后仍被返聘担任领导，但王衍芳8年没有工作，而且没有申请下来低保，天天自己生闷气。王衍芳对此极其愤慨，心想自己因改制被解雇，可领导退休还当官，他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王衍芳再次去单位找领导，每隔几天就去找他们讨说法，要求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但始终没得到解决。
2006年1月8日，王衍芳找到退休后返聘的陆院长谈了10分钟，让陆院长半年内给自己一个说法。之后，王衍芳转身来到派出所找到所长说：“我从今天开始活腻了，说不定哪天我要杀人，为了这一方水土保持安宁，你把我抓起来吧！”
但是，忙于工作的所长安慰王衍芳说：“你的事情我们再调解调解，你回去等我电话吧，好好过个年！”
回家后，王衍芳写下了一份《一个男人的自白》，并把这份自白邮寄给一家电视台的“特别关注”栏目组，王衍芳在信封上特别注明，让收信人半年后才可以打开看。
没有人知道在这半年时间里，去意已决的王衍芳是怎样过的，按照他自己定下的时间表，2006年6月8日是半年的最后期限。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来找王衍芳谈，也没有任何一个知心朋友能够从旁规劝。
2006年6月1日，王衍芳将自己那间六七平方米的平房过户给了小女儿，又将房子以小女儿的名义租了出去，并预收了3个月的租金3600元钱，随后马上就拿去还了所有赌债，还完之后，自己身上只剩几十块钱。
拿着这点钱，他已经无处可去，最后王衍芳只好挤在院子里一个熟人家住了几天，静静等待着6月8日的来临。
2006年6月8日上午10点30分，王衍芳肩挎一个黄挎包来到了研究院，他的挎包里是一把菜刀和一把一尺多长的水果刀。王衍芳揣着利器先来到4楼陆院长的办公室，由于这几年来王衍芳老跑到办公室找领导，双方虽然经常在屋里吵架，但也未动过手，因此进门后陆院长对他没有提防。王衍芳进门后把房门反锁上，拿出尖刀对陆院长说：“我原来告诉过你我活够了，今天是来带着你一块走的。”
陆院长一看王衍芳拿着刀，连忙上前抱住王衍芳，大声喊着：“你要干什么？快来人啊！”，但此时菜刀已经雨点般砍在了陆院长身上，陆院长当场死亡。
这时，楼下的员工听到楼上有动静，急忙跑来，见王衍芳拿着血淋淋的菜刀，都吓得跑开了。王衍芳提着菜刀和黄挎包向楼下走去，直奔3楼米书记的办公室，但办公室没有人，王衍芳迅速向2楼找去。此时米书记正在一间办公室前与几个同事聊天，王衍芳挥刀直奔米书记而去。米书记见势急忙从办公室拿起一把椅子抵挡，王衍芳一刀砍去，因为用力过猛菜刀飞了出去。米书记见状急忙向3楼跑去，王衍芳二话不说，从挎包里抽出水果刀紧追而去。在过道里，一位同事用椅子顶住王衍芳，但杀红了眼的王衍芳大喊一声“少管闲事”，推开同事追到2楼与3楼之间的楼梯时，王衍芳从米书记背后捅了一刀，米书记当即倒下。恰好路过此处的工会副主席正欲上前拉住王衍芳，也被王衍芳的刀子划伤了手。
就这样，在10分钟的时间里王衍芳连杀2人。随后，满身鲜血的王衍芳走出办公楼到路边打车，准备去买汽油烧了研究院，但是，过往司机没有一个敢停车。
研究院里的3名保安得知王衍芳杀人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王衍芳。王衍芳拿着刀对保安说：“给我离远点，这事跟你们无关。”随后，王衍芳回到4楼的一间办公室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110报警：“我叫王衍芳，我在复兴路34号院杀了两个人，你们赶快来！”之后，王衍芳又打给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组电话，告诉栏目组的人说：“我半年前寄给你们的信可以打开看了。”
打完电话后，王衍芳拿着刀来到楼顶，此时警察已经赶至现场，将王衍芳围困在楼顶。在与谈判专家交谈近1个小时后，王衍芳被民警制服。
被捕后，王衍芳对杀人的事情供认不讳。
2006年9月25日，在案发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衍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上，王衍芳对自己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6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衍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衍芳目无国法，杀人手段狠毒，实属万恶不赦，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3条人命，3个家庭，顿时毁于一个不理智的报复。王衍芳的杀人动机难道不该令我们感叹深思吗？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如果不是王衍芳赌博不上班，甚至还有倒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行为，领导们会为难王衍芳吗？难道两位领导就一定是害得王衍芳妻离子散、生活无着落的直接仇人？也许是因为当时研究院的某种规定或者集体讨论，院长、书记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院长、书记办事不太圆滑结下了仇恨。因为他们当年恰好在那个位置上，他不得不为王衍芳的仇恨承担风险。
但在本文中，我们应该还注意到一些关键词：改制、承包、辞退、返聘……，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单位“改革”的历程。王衍芳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研究员，说明他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草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过一次次人生打击，1998年44岁的王衍芳最终因为单位“改制”被实实在在地淘汰了。
如果将一些单位“改制”的措施比作“地图”，这些措施就是一把软软的看不见的匕首，被这把匕首所伤的人，更多的是自己舔舔伤口继续挣扎在人生的苦旅中。但是，总有不堪重压的人会就走极端，王衍芳就属于后者，而凶手王衍芳在杀人时连“地图”都免了，直接举起菜刀就砍向领导，这种行为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那些现在手中还有些权力的领导们应该记住。
当然，把离开单位8年的王衍芳的犯罪原因完全归罪于企业、甚至归罪于改革和领导，也是毫无道理的。根据有关材料证实，研究院在两位被杀害的老领导带领下，获得几十项省部级科技奖，其中陆院长个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享受国家级特贴的国内知名专家。他们领导的研究院年收入由几百万元发展到上亿元，连年被北京市评为北京市科研院所中的前十名，科技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研究所的广大员工非常爱戴、尊敬这两位老领导！
猛一看，这起血案猝不及防，突然发生，是偶然事件，但要看到王衍芳的复仇已经酝酿了8年，王衍芳早存害人之意、杀人之心。试想，在这漫长的8年之中，倘若有一次有效的思想工作化解他与单位日趋激化的矛盾，倘若有一项得力的措施使他平静下来，倘若事前能够让他放下罪恶的屠刀，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制止了，都不至于酿成这起血案。很可惜，直到王衍芳杀了人之后，人们似乎才知道他真的敢杀人，而且连夺两命。人死不能复生，他的罪恶造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难以挽回的损失，代价实在太大了。
要改变王衍芳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要阻止他杀人的暴行，外因还是应该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让他能够看到工作的前景和生活的希望，体会到人间的关爱和社会的温暖，同时要让他知道国法无情。总之，要让他明白是非和利害，抱有生活的希望，也要对国法有所畏惧。我们的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关心一下身边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帮他们一把，也许就拔掉了引爆仇恨的“导火索”，就会使他们放下将要举起的屠刀，也许就会平安无事了。怕就怕冷漠、推诿和敷衍，更怕的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讲述一个刑事案件，和谐社会才我们应该共同关注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意义远远大于关注个案事件本身。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远大的理想，而是切实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建立起公平的制度。制度不公平，多数人的利益受损，那就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患寡而患不均，古往今来同一个道理。给无路者一条路，给绝望者以希望，不是出于道德要求，而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最近电视上一直在演《贞观之治》，魏征劝谏李世民的一句话到今天还很管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第三章：法网恢恢；逃进监狱也枉然
2004年3月23日凌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74号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院内JJ舞厅内发生一起惊天血案，2004年12月7日，参与此案的从犯王春明、赵丽娟等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但是，真正的杀人凶手王京生却离奇逃遁，公安部发布B级通缉令进行全国通缉。但是，1年过去了，首犯王京生却销声匿迹。在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警方锲而不舍地追捕王京生。但王京生在此期间隐姓埋名，更换了身份证，与警方捉起了迷藏，先是辗转东北和北京等地逃亡，最后为了躲避警方追捕，干脆以盗窃罪〃隐姓埋名〃到江苏昆山市看守所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