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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父亲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去欣赏了兰州市第一图书馆（寺庙改建）的“三绝”：颜真卿
第32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3）
真迹横匾、吴道子亲绘的观音像壁画以及两万多卷宋版、明版，有的还是手抄本的经卷，他还参观游览了
雷坛和五泉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受到了兰州贤达水梓先生的热情款待。
这次的西北行，也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震动！他没有想到西北的同胞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惨境中
，他在西北耳闻目睹了那里的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中，连年的军阀混战，刀兵连结，兵即是匪，匪即是兵
的无休止掳掠；人祸加上天灾，赤地千里，西北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卖儿卖女是常见事，树皮草根
全部吃光，路上饿殍随处可见。这一切使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自述中，向读者
剖露心扉说：
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
条路，可说大部分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
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18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
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
将增加死者的痛苦）……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
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父亲这一段自白，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愤慨！在这毕生不能磨灭的见闻的强烈冲击之下，他写下了
长篇小说《燕归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26日）。父亲
为了描写西北惨绝人寰的苦难，采用倒叙法，将民国十九年的灾情写出来。书中通过一位西北逃难到南京
的姑娘为骨干，来回两次西北，一路见闻，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小说一开头
，用了几首竹枝词，把西北人民的苦难突显出来：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
看来一物还能卖，爬到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
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
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
兵来匪去屠不尽，一城老小剩三人！
真是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人，读了这些诗，谁不会为人祸天灾带给西北同胞生
不如死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燕归来》这部小说，敌伪时期曾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但被日本人查禁了
。
另一部描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1934年8月21日至1936年3
月25日）。这部书和《燕归来》在构思和写法上完全不同，《燕归来》是通过女主人公杨燕秋回西北探亲
的一路见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小西天》则是采用
了西洋名剧《大饭店》的手法，把环境、背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
大旅馆中，通过这一典型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登上这个舞台来表演，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
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说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因为故事是发生在饭店里，人
物的穿插就像舞台剧一样上场下场自然而又富于戏剧化，它把西北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饭店里，自然巧
第33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
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
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
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
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
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
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
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
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
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
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
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
，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
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
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
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
部文学土地上了！
第34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
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
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
。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
，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
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
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
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
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
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
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
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
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
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
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
，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
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
，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
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