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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就会成为驯服的工具，不肯用头脑去思想。因此，提出“人是什么”比提出“人应当做什么”更有意义，更有助于解决伦理道德价值问题。 赫舍尔认为，提出“我应该做什么”这个传统的伦理学问题，是把“我做什么”
（ｄｏｉｎｇ）同“我是什么”
（ｔｈｅＩ）割裂开来了，似乎伦理学问题（做什么）是附加在人的实存（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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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上的另一个问题。 但是伦理学问题说到底是个“自我”的问题，而不是行动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的生命”如何度过。人不仅要为他做什么负责，更要对他是什么负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是如果没有它，则不能理解“我是人”中的“人”指什么。但是，如上所说，人不同于物，因而提出“人是什么”仍然是以事物的眼光来看待人，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恰当表述应当是“人是谁”。
人是谁？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人是探究关于他自己的问题的存在。 正是由于提出这个问题，人才发现自己是人。 人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的状况。“人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指人类的本性，而且指的是人类个体的处境，指的是“人的存在”中的“人”。因而我们讨论的，不仅是人的存在，而且是：什么是做人。“人是谁”
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 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异常重要，以至全部的困惑和灾难都源于对这个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解决。 赫舍尔说：“我们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因我们对人的无知而感到吃惊和好奇，感到愕然和难堪，我们知道人制造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或者可以期望他是什么。 我们的全部文明建立在对人的误解上，这难道不可思议吗？人的悲剧是由于他是一个忘记了‘人是谁’这个问题的存在，这难道不可思议吗？忽视了对他自身作出鉴定，忽视了什么是人的真实的存在，使人采取了虚伪的身分，假装就是他所不能成为的，或者不承认他的存在的根基中的事物；对人的无知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错误的知识。”
人的理智的力量是巨大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证明了这一点。 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可以借助于科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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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宏观宇宙和微观粒子，但独独不能认识自己，这是人的可悲。 人的可悲不在于他缺乏知识，人的悲剧不是认识论上的缺乏，而是人的偏见与虚伪。 人如果对自己根本缺乏认识，那倒是一件好事。 可怕的是，人类往往听任各种谬误的支配，从而假装出另一副样子，做出与自己本性不符合的事情，忘记了自己生存的根本，从而使自己的生存失真，走样。所有一切对人的误解（而不是无知）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传统哲学是从知识出发来说明人，而不是从人出发来说明人。 把人的本质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那就会把人看作理智实体（笛卡尔）
、制造工具（富兰克林）
、生物本能（达尔文）
、权力意志（尼采）或心理能量（弗洛伊德）。
赫舍尔认为，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明确说明人。 从人出发，就是从人的矛盾和困惑出发。 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出于好奇和求知，而是一个疑难、一个麻烦，是人遇到困难、窘境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理智的活动，它要求解答。 但一个疑难则是生存的活动，它要求解决。 正如锁子所需要的不是一堆关于锁子的内部构造的原理，它要求的是一把与之相配的钥匙。疑难起源于处境，现代人的疏忽正在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存的艰难处境。现代人麻木不仁，对自己身临其境的苦楚凄凉、孤单无援、不由自主的状况，毫无知觉，因而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是谁。 人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却心安理得，自鸣得意。 更悲惨的是，人们往往用一大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构织成美丽而动人的花环，掩饰自己的悲哀和不幸。 其实，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就是忘记了“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忘记了哲学本身。曾经有人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起源于求知的欲望。 就探求世界的本真来说，就探询科学的定理来说，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好奇与求知。 但哲学不仅仅以自然为对象，从根本上说，它以人为对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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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对象的哲学，不是起源于好奇、惊讶、敬畏，而是起源于苦恼、困惑、疑难。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思维术》中提出探索的五步法。 他认为探索起源于疑难的境地，即感到疑难的存在。 当出现疑难的感觉，发生困惑或疑难时，探究便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生并非时时处处花好月圆，万事如意，踌躇满志，径情直遂，生活并不是流金溢彩，皆大欢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环境对你百依百顺，那就用不着思考，也用不到哲学了。 真正的思想是碰壁之后才发生的，是遇到困难、挫折、牺牲、不幸、压制与逼迫之后发生的，是碰到困难，面临抉择时发生的。“杨子哭歧道”
，身临歧路，悲悲泣泣，不积极采取行动，这是顶没出息的。 人的问题因而就不仅仅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考。 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的处境。 每一个新的处境对人都是新的疑难。 人的疑难是个古老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 我们每次却必须重新经历危机、窘迫、困境。 每遇到一个新的处境都必须从头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之所以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异常突出，是因为我们空前地遇到了新的困境。 例如，生态危机与人性的堕落，迫使我们提出，我们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代人了吧，人类面临着末日吧！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天灾人祸，兵燹水火，促使人们考虑社会政治伦理。赫舍尔提出，奥斯维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难道我们还应当固守某些陈旧的哲学信念吗？
哲学还能那样我行我素、悠闲自在地谈论一般人的本质吗？
空前的劫难，残酷的暴行，兽类的行径，难道不应发人深思吗？人的问题在我们时代变得迫切，这一点也用不着奇怪。“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如果没有惊诧和震动，那就不会有自我觉醒和意识。期望从《人是谁》这本小书中得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答案的读者会感到失望。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在提出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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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我想到的不仅是关于本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具体处境。“
我们受到多种多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的迷惑，却忘记了人的处境，离开处境来谈论人。人类不能被当作一个孤立的实质、本质。人的行为不是由这个本质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力量、准则、异质的压力决定的，是由终极的场合（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ｘｔ）决定的。人类有感受性、服从性。物理事件可以根据其客观性质来确定，人则不能据其全部处境来认识，人的存在不应当被化归为人类本性。赫舍尔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辱、焦虑和厌烦，就不可能思考人的处境；离开忧伤和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窘迫，便看不到成功。 彻底的反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意识到挫折，面对着危机，而不是由于个人取得光荣业绩。
人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因为人是有着自我意识的存在。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这些问题。 没有这些疑难，人就不成其为人。 牛永远是牛，它不会问“牛是什么？”
“我是谁？”牛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牛自己提出的，它是动物学家即人提出的。“人是谁”则不同，它是关于自己的问题，它是人在自发的行动中被迫反省自身时进入人的意识之中的。 英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目睹一男童挥鞭驱策大马，他顿时想到，牛马如果知道自己的力气比人大，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 牛马忘记了“我是谁”
，人如果忘记了“我是谁”
，那就与动物无异。 在探究这个问题时，人发现在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客体之间存在着差别，即在他的特殊命运与他同别人分享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这个问题必须由他自己来回答。 人处在两难境地：他既是发问者，也是被问者。 他问他自己，他自问自答。 正如他为了理解别的事物，就要走到这一事物的背后探测其隐秘一样，他为了认识自身，也必须深入到自我的背后。人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将人与动物进行比较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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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也可以通过把人与神进行比较来认识。 赫舍尔不是通过把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人进行比较认识人的，而是从自身出发来认识人。因为，用比较的方法来思考，我只是个普通人，当我切近地直接面对我自己时，我才发现自己是独特的、珍贵的、不可代替的。从外部，从社会的角度，从制定概念的观点出发进行观察，则难以理解我的实存的重要性。 从统计学和人口管理来看，只能把我的独特性看成是荒诞不经；而从内部来看，我的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苦恼和焦虑外，自我反思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实存的珍贵性、独特性。 人不仅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而且他的实存还在内部空间（即思想）继续发展——这是一个避开芸芸众生的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