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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贡举案仍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
这并不是说，在案发前文官们没有抵牾。相反，虽然我们使用了“文职官僚集团”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用它来标识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官僚从来没有结构为同质的有机整体，从来都是由一系列旨趣各异的派系及少数游离于派系之外的个人拼凑起来的，为了切身利益几乎无时不刻地摩擦和倾轧。可是，长庆元年春天以后，情况悄悄地变化了——一般来说，官僚们的党争只有围绕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展开，较量才会上升到较高层次，成为政争或政党之争；一个严肃的主题还意味着双方往往有是非之分，至少意味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不管怎么说，元和年间官僚们的摩擦还勉强有这样一个像样的主题：对藩镇的政策——战，抑或和；还有不那么突出但同样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争。时过境迁，官僚们的较量正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响亮的主题，成为纯粹的乱轰轰的蚁斗蜗争。这个变化如果有什么醒目标志的话，那就是无所谓谁是谁非的长庆贡举案。
远距离观察贡举案的人也许不同意长庆贡举案无是非的说法。依照常理而论，举报有理，作弊无耻。因此控方有理。可我们把案情细节稍加把玩，是非界限就模糊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段文昌舞弊未遂转而发难；李绅的情形也与他仿佛，他推荐的周宾士同样名落孙山。李德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贡举舞弊案的闹剧，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他对贡举的轻视、与李宗闵的积怨，还有他和元稹、李绅的亲密关系，恐难置身事外。元稹呢？他对钱徽的谴责究竟是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对豪门舞弊天生敏感，或是出于对李绅的情谊？恐怕不是。皇帝李宥的欣赏使这位诗人正觊觎宰相之位。借贡举案打击裴度于他而言是一个良机——人们忽然发现，素称清要的翰林学士们，全都陷入舞弊案的泥沼里。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有令人信服的文才；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转由中书舍人衡文。当然不是因为学士们学问不够。在院的几位学士不仅名噪当时，甚至在文学史上都据有一席之地。摒弃翰林学士旁证了他们的不可靠。如果超越本案，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评价是非曲直的话，就是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以及本案关系如何尚在两可的李德裕等也不见得清白。会昌年间，大约是会昌三年，卢肇等三人得以中举，也是考场外运作的结果。只不过，王起接替钱徽，段文昌换作了李德裕。不过，以当时李德裕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区区舞弊是不会演变成新的贡举案。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
段文昌和李绅的行为同时破坏了行卷推荐这一隐性规则。行卷推荐本身的利弊历来存有争议。但是，从唐代贡举制度的实行情况看，行卷推荐和它所代表的利益格局是稳定和受尊重的。一般地说，官僚被视为稳定状态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本来就有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传统和守法的态度。他们积极服从所有典章化或惯例化的规则以换取政治体系的大致稳定，对于政治圈内的隐性规则，他们甚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官僚们有自身的旨趣和传统，以及隐藏在所有这些后面自身的利益。如果说典章制度等显性规则以儒家经典学说为画皮、以帝王意志为灵魂，不能很好地偎贴他们的真实利益，隐性规则却是由他们自行创设、认同并操作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依然被破坏了——这就是说，文职官僚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不受隐性规则约束的新阶段。
反而是钱徽，表现出了士人应有的风度。当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他大度地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幽幽的火焰焦杯，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也就此灰飞烟灭了。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同气连枝，完全有把握左右皇帝判断，加上有段文昌在外廷与其内外维持，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的效果不得而知。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自己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政治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李宗闵、元稹等深陷党争不能自拔，李绅在四面楚歌中黯然去国的时候，作为贡举舞弊案的焦点人物，钱徽能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案件，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最初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和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检举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密的政治中枢人事变动，就可见一斑。举宰相为例，长庆一朝短短四年间先后拜相的有十四人之多，但是入政事堂办事长如杜元颖不过两年有余，短如元稹、王播仅有数月而已。唯一的例外，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一提的官僚。我们可以拿他在长庆朝的三个动作作为分析范本来认识这个人物：
动作之一：获悉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立刻诬告元稹网罗刺客图谋刺杀裴度，使两位宰相因长庆贡举案而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裴、元争斗趋向表面化。两人互相徼讦，双双被黜。这个阴谋似乎不太符合浅层逻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所取得的效果已经推翻我对其可操作性的质疑——李逢吉坐收渔人之利，取代两人再度拜相，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动作之二：皇帝曾命宦官到已故宣武节度使韩弘府邸去查阅宅簿。簿子上面有“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的记载。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能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心怀叵测地引牛僧儒入相。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牛、李之间的嫌隙也在他的挑拨下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动作之三：李逢吉知道其夙敌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易扳倒。于是，他请旨将其晋升为御史中丞；同时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他料定同掌柏台，褊直暴躁的李绅必然会与个性同样刚褊的韩愈发生冲突。果不其然，二人很快吵得不可开交。李逢吉立即以有失大臣之体为由，一石二鸟，请罢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如果说，李逢吉的前两个动作多少还有先例可循，因此也就有痕迹可寻，那么排挤李绅的手法则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手段之老到，大约自李林甫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但比起李林甫，他却少了笼罩全局的魄力。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时代的堕落。从李逢吉身上概括的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是相当长时间内官僚集团的总体特征。
在李逢吉的三次成功的权术运作中，我们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不仅是他，元稹和裴度、牛僧儒与李德裕、韩愈与李绅的鹬蚌之争又何尝是堂皇的政争？上述倾轧一定只是每日都要在南衙发生的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它们中的大多数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机缘巧合地被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沉湎于倾轧的人们终于在强烈的求胜欲望驱使下蛇蟠蚓结，以党派的形式规模化地投入到无休止的争夺中去了。《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君子与小人，原始儒家创立的一对能指符号看起来是永远没有失效的时候了。文职官僚们或出身经学积淀深厚的名门大家，或凭进士资格晋身，或两者兼备，不会不知道夫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丢弃了立身的原则。我们注意到，在诠释中唐党派分野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时众说纷纭——对藩镇的和、战政策之争在长庆以后已经渐渐趋于平息，以之作为党派分立的依据过于牵强；士庶之争的说法为统计数字所推翻，“郡望之争”却又只有统计数字的支持；悉怛谋事件反映出牛李在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但不足以解释整个党争；沈曾植“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论断在大量例外的撼动下摇摇欲坠，因为例外多到一定程度，所谓论断实际上也就论而不断了。陈寅恪先生希望能消解这些例外。可是，不仅他对沈说的修正本身或多或少有削足适履之嫌，沈说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简明。更重要的是，其主旨也被悄悄置换成“牛党尚浮华，李党重门风”。即便是这个被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