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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在元稹贿赂兵部、吏部出二十通告身的时候，引起了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注意。只要他指示经办的官吏利用出告身的程序稍加盘问，是不难了解到事情真相的。在获悉元稹和于方的计划后，李逢吉首先指示李赏向裴度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元稹结交江湖人物是针对裴度的。他相信，裴度一定会堕入彀中。因为元、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对处于下风的元稹有作案的动机。同时曾经在元和十年遇刺而大难不死的裴度对行刺是非常敏感的。一时冲动之下，裴度会全力搏击元稹，形成新一轮倾轧。
可是，李逢吉低估了裴度。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裴度选择了沉默。在深加戒备的同时，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李逢吉当然知道所谓行刺裴度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等待对他来说，等同于错失良机。在裴度迟迟没有动作的情况下，李逢吉只好让自己的同党告发元稹，主动掀起案件。
照我看来，裴度未必就不知道侠客不是针对自己的。但是，能把自己的政敌元稹置于被告席上，未尝不是他乐意看到的。所以，我们揣测，裴度即使没有以受害者的有利身份极力攻击元稹，至少也放任李逢吉一党诬告元稹。在他看来，如果元稹被扳倒，那自己的一颗眼中钉就被拔除了；就是不成功，至少也于己无害。可惜，裴度漏算了一着。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天子李宥。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立逢吉参鞠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这表明，李宥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得到韩皋上奏的案件侦讯结果后，李宥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人图谋陷害元稹。最大的嫌疑，当然是裴度了。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这就是为什么于方事件最后有了一个在不明就里的人眼中匪夷所思的结局：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于方事件为他赢得的不仅仅是宰相高位。打击裴度，让他第一次享受到报复的快感。元稹也曾无情地背叛过李逢吉的盟友令狐楚，现在他也载倒在李逢吉的手中。就在这时候，倾向裴度的谏官们依然没有放过他：“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在文官强大的压力下，李宥不得已连元稹所兼的长春宫使也免去了。
在李逢吉的身边，一群号称“八关十六子”的小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李逢吉奸党的中坚力量。这个正在悄然成型的朋党中包括了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李逢吉身上所凝聚的戾气最终传给了他，并由他发挥到极致，从而给王朝带了一段最晦暗的故事；“八关十六子”中还里还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姜洽、程昔范等人。可是，这些人作为羽翼还可以，作为政治盟友就显然缺乏足够的分量。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张又新只是个从七品上的补阙，元和十四年才中进士的程昔范资历更浅，姜洽、李虞在长庆四年四月前都还只是一介布衣。李逢吉需要寻找一个有资历但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合作者。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大约是翰林学士李德裕了。这也正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一个不世出的政治奇才，足以让李逢吉相形见绌，但他也是个喜欢专断独行的人物。和李德裕共事，李逢吉绝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更何况，李德裕还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韩弘久任封疆，又长于搜刮，很有些积蓄。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帐。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帐本里有清楚的记载。这本帐目很快就送到了李宥面前。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硃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更重要的是，牛僧儒并不是总表现出李直臣案件中的那种刚正不阿。对自己的同党、故旧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牛僧儒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李逢吉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当李逢吉预备帮助自己的密友令狐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明显感受到对手的力量。李绅自己利用翰林学士的地位，不动声色地破坏了李逢吉的意图。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他心里也清楚，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是很容易扳倒。另外，翰林学士蒋防与李绅同乡旧好。他和庞严也都在李绅和元稹的大力推荐下入翰林院的。元稹和李德裕离开后，翰林三俊的势力依然控制着翰林学士院。所以，李逢吉需要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疑有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李逢吉对韩愈的打压多少是属于附带的。这一番布局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李绅赶出长安。为了确保目的不落空，他又精心制造出种种假象，诱使浑浑噩噩的李宥错误地认为，李绅本人有意离开长安。韩愈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李逢吉排挤李绅的工具。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不担心。如果自己的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抗衡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