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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太和公主不禁痴了。那张悲欣交集的脸庞已满是潸潸泪水，悲也不知，喜也不知。香车的帷幕悄然放下，把她和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漠隔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世界。
依依禁园的杨柳、峨然凤楼的轮廓，江山犹是昔人非的长安随着辚辚车轮声，渐渐地清晰起来。多年前抛闪骨肉、远走漠北的伤心一幕仿佛就在昨日。“薰风一万里，来处是长安”，断肠的琵琶声逐渐地低微下来，几乎听不见了……车过章敬寺，身边的侍女低声提醒在如烟往事里黯然神伤的公主，宰相们正率领百官在这里迎接她的归来。公主缓缓撩开了帷幕的一角。泪光中，她依稀看见一个丰神俊逸的大臣立在百官行列的最前方。公主知道那就是宰相李德裕。那年，她离开长安的时候，兄长穆宗皇帝身边风华正茂的翰林学士。谁曾想，就是他在二十年后将自己接回了长安。
李德裕不晓得公主的心底波澜。回鹘和公主如同读过的书页，已经在他的心中翻了过去。杀胡山下的那场大捷让王朝想起了往昔的峥嵘岁月。可透过金戈铁马的喧腾，我们却洞悉了另外一个让人伤感的真相：杀胡山之役与太宗、高宗和玄宗在大漠和西域的征伐在相似的胜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只是对边境危机的被动化解，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拓土开疆。我们也许不必在掩起书卷的时候，为此黯然神伤。破灭回鹘的战绩外，杀胡山下别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长安的领导正重新变得稳妥、有效率，并且是如此坚强。
牛李之前的中唐党争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举行。这是中唐党争的第一个苗头。
制举举选合一，和进士科可不同，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范摅就评价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奉旨担任考策官。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在数十份卷子中，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让他眼前一亮，把它们专门挑了出来，列入上第。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对中式的文章进行了复核。对韦贯之的选择，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开始的时候，宪宗皇帝对考试的结果也很满意，下诏让中书省从优安排中选的十一人。
中书省承办该事项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这是当时宰相群体里的核心人物。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卷子里对时政的无情抨击深深地刺痛了他。自觉非常委屈的李吉甫立刻请旨入宫，泪流满面地控诉牛僧儒等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对参与复核卷子的翰林学士裴垍、王涯也提出了严厉的指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举子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竟然事先没有明言；身为同僚的裴垍也没有任何异议。
李吉甫是宪宗最为倚重的宰相，削藩策略的制定者。李吉甫对贡举案的过激反应已经把宪宗摆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也许皇帝对李吉甫的指控不以为然，从《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内容看，也看不出文章是针对李吉甫的。可李吉甫已经先入地认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皇帝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朝廷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能去位让贤。这会给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削藩事业带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宪宗皇帝免去了裴垍、王涯翰林学士，裴垍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降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则贬到果州任刺史。几天后，韦贯之再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连没有评卷的杨於陵也因为在任考策官的时候没有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而外放岭南节度使。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垮塌，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对眼前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离开了长安，选择开府建衙的藩镇作为栖身之地。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宪宗皇帝的雷霆手段震动了朝野上下。但是，他的政治目的落空了。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朝野推重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那么的牵强。朝野出现了“上下杜口，众心汹汹”的局面。那些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借助这种普遍的不满开始组织反扑。不到一年时间，宪宗不得不迫于压力，作出了一个相反的决定：让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召回了裴垍。
牛僧儒、李宗闵的座师杨於陵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而被外放。如此深厚的渊源使他的儿子杨嗣复和牛僧儒、李宗闵交情非比寻常，三人后来组成了牛党的中坚，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峙。元和三年策论案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当年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和李吉甫分踞政治天平的两端。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在政治上他不是李吉甫的对立面。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元和三年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交情。但案件发生时，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元和六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快意恩仇，这一次宪宗让另一位大臣李绛在同年的晚些时候也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对立。御前的几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但在元和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他依然只是一个提出建议和批评的参谋，整个中书门下机构还在李吉甫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进行周密的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务不了了之。
这时，一个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终于，连人在深宫的宪宗也向李绛问起了朋党的事情，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才能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而加以禁锢，结果亡国无日。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了。
那已经是元和中叶了。裴度和李绛一再辩解的话语也许还余音绕梁，中唐党争的主角们就已经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皇帝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宪宗这样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在具体事件发生前预先感知到它的发生。早在元和八年，他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宪宗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于是，他决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唐党争的来临。因元和三年策论案一贬再贬的韦贯之，如今已经回朝担任宰相了。现在，他意外地成了第一位因为朋党而落职的人物。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性高洁的韦贯之与人结为朋党。可他得罪一个名叫张宿的小人。在张宿出使淄青的时候，宰相裴度想为他申请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直指张宿为奸佞，阻止了这件事。张宿知道后，对韦贯之恨入骨髓。可他也知道，韦贯之操行完美无暇，很受皇帝的器重，没那么容易扳倒。小人只好隐忍不发，以待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发生武元衡遇刺案。
武元衡和裴度是李吉甫去世后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曾和朝廷兵戎相见的河北藩镇。宪宗皇帝凭着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幕后的主谋，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等六道进讨成德。
此时，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韦贯之提出了先取淮西吴元济、后讨王承宗的主张，以避免朝廷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但是宰相横尸街头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宪宗的神经。他非常反感韦贯之屡次劝谏的举动。作为被害人之一，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武元衡死后，裴度已经成为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主战派大臣。他的一言一行，对朝廷都有绝大的影响力。他和韦贯之在用兵成德的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已经几次在御前发生争执。
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正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终于等来了报复韦贯之的时机。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好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宪宗皇帝。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为他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宪宗皇帝对朋党紧绷的那一条弦，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去罢免曾经器重过的韦贯之。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听说后，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把他自己也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被免去翰林学士，就这样，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