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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以为，君主的失位是长时间危机的肇因。现在，权力回归了，却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给唐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咎于我们已无缘见识那些与长安城一起毁灭的晚唐宫廷档案。可是有些相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李忱的统治下，唐的境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最为刺眼的是东南方，那里向来是很温驯的。我怀疑，已化做纸灰的档案即使有更为详尽的记载，也不足以让我们对李忱有更高的评价。因为，对当时情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其实是一本将根系分布在江淮的大树。汲取自东南水土的养分经过运河转运，维系着西北乔竦参天的最高一枝。南方持续的供养是它屡遭雷殛斧磔而不死的原因。现在残枝败叶还没有收拾了当，根部又被咥噬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运河上的漕船慢慢地朽了，江南的田园慢慢地荒了，长安的文官们在李忱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他们无所事事，习惯于虚伪地应付——当虚伪成为习惯，虚伪也就可以被视为另种真实了。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落，从气质上，从人本身开始的没落。我们几乎能听见王朝交错的根须在泥里皲裂的声音，细如虫吊，却密如僽雨。表土下的槁腐、没有风时的凋零是使人无知无觉的，麻木的，无法带来强烈的应激反应，但终是彻底和无可挽回、不会复苏的。
唐，就这样衰朽在没有风的“宣宗之治”。
以没落为主题的故事，往往要在情节中安排一个深刻而漠然的角色来预言迫近的灾难，比如一羽升鼎的雊雉、一峰沾满泪水的铜驼、燮王宫中的老宫役孙信，或者《废都》里那个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如果大中年间也有这么一位，那一定是韦澳。关于韦澳，我们只是通过不多的文字对他有粗线条的了解。也只是在透着灵性的片言只语中，人们才发觉，韦澳是那种只有末世才有的人物，对时世有自己天然的悟性。当年，唯独他没有误读李忱。在对“宣宗之治”的一片溢美之词中，他那一句“尔知时事浸不佳乎”足以使我们超越其他的文本，也超越“宣宗之治”的皮象之说。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治史的人拿李忱聪察明断的一面来说教，进行发挥和衍伸，而聪察明断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被忽略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位乾纲独断的帝王本应具有的进取意识，而是停留于对元和一朝表面化的模仿。所以，在元和宫变后阻止帝国政治行情下滑态势的三次努力中，这是最为消极的一次。检讨对李忱的认识，我想，他只是一位说得过去的天子，如此而已。随着李忱大渐，破败中的平静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壬辰或者癸巳日，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
船山先生“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提法，窃以为持论过苛了。李忱到底没有走到明朝崇祯皇帝的那一步——我一直是将那个在阒无一人的空城里徘徊、在煤山的枣树枝头摇荡的一幕看作历史最悲怆的定格——尽管无论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外部环境，李忱与朱由检均不无相似。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宣宗李忱的死亡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死亡，意味着长安的死亡。
曾几何时，长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长安。长安的话语就是天下的风云。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朽不堪的长安越来越自说自话、自悲自喜、自鸣得意又自怨自艾起来了。连温婉柔媚如女子一般的南方也开始对长安这个久癃之夫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了，象一个长事病榻的侍妾表现的那样。文宗、武宗到宣宗，三次同属无望的努力对老迈的长安而言委实太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消耗中，长安的活力有了一个幅度非常明显的衰退、枯竭，枯竭了的长安终要衰变为行尸走肉。李忱之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冗长的葬礼而已。
由此看来，李忱倒的确是一位与太宗遥遥相对的人物——一个精心地宣告开始，一个刻意地标志结束，联系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从元和宫变算起不到三十年内，李忱是第三个死因与炼丹术有关的天子了，而他对伏火丹砂的迷信尤其值得玩味。时值晚唐，内丹术与不重符箓斋醮重心性的上清派正逐步成为道家的主流，而滥觞于前汉、大行于盛唐的外丹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践后已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人们对铅汞毒性和虚妄的尸解谬论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理性精神鹤立于末世的李忱却别有深意地选择丹炉寄托他的灵魂。简单地将这个选择与先前诸帝对金丹的一贯嗜好一体看待，是不能很好地诠释其中的深意的。李忱御极的时候年届四旬，唐朝不少帝王都没有能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了。一个狡猾的术士在预测李忱的帝王生涯到底有多长时，故意混淆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诱使他产生错觉，错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避免王朝走到山穷水尽。
说不清李忱是渐悟，还是顿悟。不过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足以使他看穿方士的语言伎俩，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看透官僚的颟顸和局势的糜烂。单纯的集权作为一种救世的方案并无验效，而重新设计和实施方案的信心更早在此前就消磨殆尽了。更遑论，李忱可能根本没有那种素质超出细节去把握百弊丛生的全局。情况就是如此，谁又能从容面对满目狼藉？可以想见，一个曾经参禅悟道的沙弥，会昌灭佛后重兴释教的法力无边的护教者，是带着怎样落寞的表情转过身，跌坐在铜釜前，背对那一步难似一步的境况。
炼丹术，包括整个道教的道德态度都是构建在个体主义伦理基础上的，依靠个体的绝对宇宙化、自然化去实现其追求，而非立足于现实社会结构与社会目标之上的。所以，由禅入道，其实是李忱将普渡众生的若大情怀置换为寻求个人超脱的狭隘追求这一深刻转变在宗教信仰上的体现罢了。连这种追求多少也是消极的。与其说李忱想从炉火香烟中找寻一条羽化升天的路径，不如说他用铜釜炼就了一个在死亡之前就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炼就一枚不能致人长生便能致人死地的伏火丹砂。我不知道李忱在服药瞬间是否带着一丝“求仁得仁”的快慰，但看起来他是准备将孤独进行到底了——就如海德格尔道破的那样：“死总是自己的。”
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艰难后，他还是永远地放弃方向而得到解脱了。难怪《庚溪诗话》会把“瀑布联句”视为谶语：一种奔向大海百折不回的豪迈，终归还是换做一腔心事付诸东流的无奈。
水声石响，一句“终归大海作波涛”在冥冥的时空里飘来荡去。倾听者芸芸，意会者寥寥——风光不在了。
宫阙一空，长长永巷里足音跫然。风穿过闶门，层层叠叠，似乎一整个时代都在狭长空间里化作长久的回响。那是李忱所钟爱的《菩萨蛮》曲终人散的时候。老去的宦官仇公武仄步走入了那个已经成为回响的时代。若多年前，也是这个时分、这个地点，李忱被人堵在逼仄的永巷里。四个揎拳捋袖的宦官粗暴地把他揪到掖殿西厕。他从凶光毕露的眸子里看透了宫廷政治的险恶。照他的侄子武宗的意思，李忱将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据说就是他——仇公武，救下了李忱。他昏花的双眼仿佛又看见一架运粪的驴车正辚辚地穿过仄道、驶过宫门。宿守的护军不知道洿泥下藏着未来的天子。仇公武仿佛看见李忱就这样佗发跣足、污手垢面地走出污浊的大明宫，走向宫庭以外更为广阔的青山绿水，以一个出走者的潇洒形象结束一个王朝的全部经历……如果是那样，我的陈述将会有一个浪漫的结尾。有时候，仇公武会莫名其妙地觉得，他送走的那个人，在山水间缁服飘飘、衣袂生寒的那个行者既然已经远去，就应该象一曲蒹葭苍苍，在山高水长中缭绕、消散。再回来做什么？回到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拖曳着一个孤独的、沉重的自己，就象拖曳自己投在地面上的影子一样。
永远在懵懂与参透间踯躅的仇公武只能扪心自问，这一切真的象《续皇王宝应录》所讲的那样，发生过么？
不能追究，不必说破。
我们用臆测和没有缘由的内心确认来补充历史的缺失部分。对于只剩下残章缺页的大中朝历史，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矫补不仅使我们的叙述更加的完整、情节跌宕起伏，还完善了我们叙述的主题。但是，要我们提供更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李忱，是无法做到的。
只有那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永巷笔直地延伸在萧萧秋意里，作为一个证明，又什么都证明不了。卷地风中的纷纷飏尘使所有不能汩灭的印象看起来亦真亦幻。种种传说象苍耳，依附于一切可以附着的媒体上四处传播。就连我所在的城——当时几乎还是人迹罕至的化外隅陬——也有不少关于李忱的传说：在后溪镇苏营村的水井旁，供奉飞天大圣的简陋庵堂外，还有夕阳山的荒草野树间……
就如我的叙述，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短篇集
出众风流旧有名——长孙皇后传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就是这一阕《春游曲》，婉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