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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的李忱好象很愚钝。穆宗李宥（一说是文宗李涵）可能是少数不怎么认为的人。李忱十余岁时一度病得很重，乳媪以为他得的是心疾。前来探视的兄长却抚着他的背说：“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可那时候的郑氏母子不过是可怜的孤嫠，有时还是人们戏谑、欺侮的对象。武宗也许觉察到他叔叔的大智若愚。他想在波斯球场上安排一次意外来结果李忱，而李忱“凑巧”病了。事情不会永远那么巧，所以逃过一劫的李忱换上缁衣，开始了一段云水僧生涯，瀑布联句就发生在云游途中……这使他没有象十六王宅里许多表面上很聪慧的天皇贵胄一样，在云翻雨覆的宫廷里夭折。当武宗驾崩，他出人意表地登上宝座并在很短时间里就向大家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位胸有城府的帝王。十三年后他在大明宫溘然长逝时，人们没有吝于赞美，甚至将他尊为“小太宗”——我初次看到这一记载时，有些错愕——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掩上那些泛黄的书卷，遥远年代里所有的人物和器物、事件和评价、存在于遥远年代里的一切在我们阖眼的一瞬间消解了。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混同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甚至具有了不是感官而是心魂才能接触到的性状。比如，一个叫张爱玲的幽寂女子会在沪上的里弄间将英格兰幻想为苍天下的红庐，而法兰西物是飘雨的青色——没有切实的依据，但是比科学的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听到人们谈及北宋时，冥想空间中渐渐地浮现出哥窑瓷器细腻、薄脆的淡青，我笃信这是那个朝代的质地；对殷商具体情形知之甚少，可并不妨碍它在我印象中以饕餮纹的表象存在，狰狞，却很稚气；元朝于我甚至是气味：羊膻气和热乎乎的皮革味。因为熟稔，我对唐朝的感觉不象张爱玲只是单纯的橙红：开元朝是沉香亭北牡丹的香与色；而大中朝所呈现的绝对是一种很中庸的灰，它与其后咸通朝生硬的黑、僖宗时期支离破碎的黑、昭宗哀帝时期奄奄一息的黑固然迥异，但和贞观朝明快的观感也绝不相类。张爱玲说隋唐是橙红的，那是太宗时代的亮丽光彩；甚至是他之前隋文帝、隋炀帝的；是他之后高宗、玄宗的；可不是李忱的。直觉上我很难将“太宗”和李忱，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作为一代圣主，太宗无可俦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张扬的个性和英雄风范。对照李忱，我们发现他与太宗实在没有多少相似：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武人的豪迈气质，反而对文学有发乎天性的爱好；还有，他的喜怒往往不形于色——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对于前半生在夹缝中小心求生的他是至关要紧的。在帝业方面，李忱与太宗的差距同样显著：尽管谥号是文皇帝，但太宗首先是一位驰骋纵横于高山大河间的统帅，在玄武门之变后才逐步定型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忱则不然，与其说他是八表经营的英武帝王，不如说他是谨慎老成的守成者。然而，史书竟然将个性、功业迥异的两个帝王相提并论，这引发了我们探究的兴趣。
我们注意到，太宗也有很多阙失，记载也相当清晰，却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早在贞观中期，休养生息就已经让位于对奢靡的追求。对仁寿宫等前朝宫苑的重修和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和玉华宫的建造在十六年间陆续进行，密度之大是少见的；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仁寿宫因过于华丽而被拆毁，而襄城宫被拆毁是因为不合太宗的心意；在人们的印象中长期离朝游乐似乎专指穆宗、敬宗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宗并不比他们检点：他因为恼怒一个儿子频繁出猎而专横地下诏处死负有责任的权万纪时，御史柳范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自身也沉湎于畋猎之乐；隋炀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征服高丽有关，可太宗也没有“以史为鉴”……太宗在日，对其专横和奢侈的抱怨就已经公开化了。但马周和魏徵的批评，还有房玄龄临终时对皇帝阙失的感叹都没有被重视。所有这些，有记录，可很少宣扬。这不仅是由于太宗经常有意识用表演色彩浓厚的行为来美化自己的历史形象，还由于修史者——在中国他们是文职官僚的一部分——在重述历史时对他进行明显的袒护。因为太宗使文职官僚参与国事时有权有责，并对他们最热衷的诤谏保持足够的敏感。这使他们觉得，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恰如其分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如此关心他们阶层的皇帝理所当然会得到他们的青睐，太宗被拔高的形象也成为他们对后代帝王进行说教的理想教材。
这时我们发现，李忱和他那位被神化了的先祖有了一个共同点：对文职官僚的表面尊重。他接对群臣如宾客，还能尊重他们所重视的东西，比如科举，又比如礼法——一个被经常引用的例子是他对万寿公主不检点的斥责，此后贵戚们兢兢守礼法，一如山东衣冠之族。记载大中一朝的史料不多，但李忱从谏如流的事迹不少。我们曾提到过，文官对劝谏这种形式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内容。所以他们沉浸在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错觉里……受到优待的文职官僚们，特别是后世那些不能体会到表面优待之下隐藏有其他内容的文职官僚们，当然会将李忱和传说中的贞观之治联系起来。如果说太宗因为尊重文职官僚阶层而得到后者持久的推崇，那么李忱当然应该享有同等待遇了。
略有区别的是：美化太宗依靠对他嘉言懿行的详尽描写和空前功业的溢美之词；关于李忱的记载中最引人入胜的却是离奇的传说。我可以随手拈出一大串：据说，尚在冲龄的李忱常不自觉地摆出临朝的姿态，病中有光辉烛身，并经常梦见乘龙升天；他曾经在出游时意外坠马并被大雪埋窆了一夜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十六王宅；因宦官仇公武一念之仁，他藏身粪车戏剧性地逃过武宗毒手；还有在南方与许多禅宗高僧交往的故事；会昌时期京兆、华州和同州捕虎也是针对肖虎的僧人李忱的，因为武宗梦见正猛虎张牙舞爪地威胁自己……
我们的史书有这样的嗜好，喜欢将荒诞不经的传说附会在帝王身上。以我有限的腹笥，凡有神异事迹的帝王往往身具两个特征：不依父子传承、立嫡立长等常规途径取得帝位；他们又能得到社会，特别是能运用文字编造传说的阶层的拥护。开国帝王符合以上两个特征，附会其身的传说也就格外多，比如：大泽之陂刘媪遇蛟龙而育汉祖，隋文帝诞生时般若寺紫气充庭，陈氏怀朱元璋之夜神人授药等等，不胜枚举。以唐朝来说：玄武门夺嫡，于是二龙戏于秦王馆门之外；玄宗凭借戡乱大功取兄长而代之，就有了前后一十九件符瑞；灵武即位难以洗刷僭位的嫌疑，所以相传肃宗有神人覆鼎的灵异——那些传说最现实的作用，就是引诱人们相信被附会者得位完全是灵异现象后面虚构的因果律在起作用，而不是某些人以不合礼法的方式干预政治生活的结果。反过来说，传说凭空出现也旁证了人们对被附会者地位的合法性存疑。也许被附会者自己内怀惭德，他们必须依靠种种灵异支持他们地位的合法性。
带着这样的认识重新检视那些多得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我看来，它们其实只不过表明了李忱即位是如何地不同寻常。因为古今继承制度迥异：今天的继承以财产为主，古代继承制度的核心却是身份继承；相应的，前者不论尊卑均以亲等为依据，因为以尊亲为继承人的做法不妨碍财产的流转；后者却只允许以幼继长，反之会使宗祧关系出现混乱，而宗祧关系正是礼法的核心，是社会的基础性关系。所以，以尊亲身份承受大位是很少见，很别扭的事。如果乱世不算的话，那么自周孝王继懿王以后总不过三几例而已；在三个侄儿近二十年的统治后，由叔父为嗣皇帝的情形更是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的事实背后总有需要掩盖的真相。一则则离奇的传说被精心编织成一袭衮龙袍，披在李忱身上，掩盖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据说李忱喜欢在空暇时与近臣闲谈旧事。一些奇异的说法就在这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中被他别有深意地透露出来。那是自己为自己悉心悉意地编排的流言，扼不死的、另有一番是非的流言。宰相令狐绹又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子侄。李忱不少耐人寻味的秩事正是初见于令狐澄所著的《贞陵遗事》——只要透露出来，就不必担心传播不广。对荒诞不经的事，对宫闱秘事，人们的兴趣永远没有匮乏的时候。物换星移，当真实但无味的事情经过被遗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枯燥的伦理说教更是不知被抛弃到何处，那些因为饶有趣味而被不断重复的谎言就显示出它的永恒价值来了——李忱于这段历史而言具有两重意义，即是历史表述所指向的对象，也作为历史表述的主体。这样的人不少。但是，象李忱如此自觉地在两重意义上参与到历史过程中去的，实在不多见。
我相信，这种自觉性极大地改变了李忱，也改变了大中朝十三年的政治面貌。
在十三年帝王生涯中殚思极虑地为得位的合法性难题寻找无解之解，大中朝的很多故事都只有引入这一主线才能被很好地理解。即位当年，李忱在禘祭穆宗一系四帝时就尴尬地发现他不知道如何称呼行辈低于他却先于他践祚的几位帝王。他不得不采纳礼院不析言昭穆的权宜之计来应付致祭时称谓上的难题，但他并不打算一直消极应付下去。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敷衍的问题。称谓问题在明季就以“大礼议”为题目作出了大块文章。标榜自己奉礼法为圭臬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