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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论点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李党门风也不过而而。譬如身为李党中坚的李绅，就贻人以“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的笑柄。其实，《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李党（如李德裕、陈夷行）时没提到门风；谈门风（如卢迈、崔沔）时又与李党无涉；对李党门风的例证严格地说只有两例，即：郑珣瑜、柳公绰两家——验证若大一个观点，未免单薄了些；更何况柳家是否属于李党还可以商榷。当然，陈寅恪先生于世道日衰的时候畅论士族的优雅门风和道德学养自有一番苦心孤诣之处，但那总归是言外之意。就事论事，中唐党争本就无原则可循。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人事上出现“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的情形。人才的匮乏或变质又直接导致了官僚阶层越来越不成气候。本来，长庆朝绝不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从很多方面看，正相反。以诗为例，胡应麟的《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类似的评价曾使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若多幻想。因为我们以为能从诗文中去领悟灵魂深处时代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本来，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官僚有着最大的交集。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的素质。可与诗人瀚若群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说法——吟咏中体现出的官僚个人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
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即使是韩愈，即使是元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身上集中体现了官僚士人整体人格的退化。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过一点忏悔之意。文职官僚们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独善其身的思考也只是在姝丽的辞章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他们相信每一阵风都是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当晚来风疾时却又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桢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儒……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中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缺陷，改变了唐朝，乃至整个文明的历史走势。当然，这已超出本文关注的范畴。
现在，散落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宅院相继冷清下来了。不管是新昌坊，还是安邑坊，往日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气象烟销云散。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转瞬换作花落的声音。深深庭院都只剩下死寂，匝地青蒿的簌簌声和青蒿丛中的虫吊都破除不了的死寂。如果说死寂是倾轧的后果，那么一扇扇紧锁宅门则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宅第空了，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或“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精英分子已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官僚集团也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作为历史现象，“中唐党争”长久地受人关注。远地说，司马光、王夫之各抒见解；近地说，有《隋唐政治史叙论稿》“党派分野”的闳论和岑仲勉、卞孝萱不同的见解，多少方家都试图依据为数不多的素材中来对党争进行解说。在我看来，强势君主的缺位是党争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我想，剑桥学派也许有大致相仿的看法，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代替直截了当的判断：“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了。人们早对它习以为常。可中唐的官僚党争泛滥到连很熟悉这种现象的中国人都感到突兀。提起党争，就想到中唐。
因为一道至关重要的堤防，在元和十五年春的那一夜就已经垮掉了。
宪宗最终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妥善处理同文官们的关系，他在控制了文官后又任性地试图抛弃他们，归咎于丹药削弱了他对全局的控制。在他健康和不那么任性的时候，他对文官集团的驾驭能力是很多帝王所望尘莫及的。官僚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派系力量的大体均衡。这种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它依靠运作。元和时期也有政争。牛李党争的根苗公认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斗。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宪宗的弹压。单纯就个案结果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他们的敌对党派是很难借政治分歧或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裴垍因病去位后，宪宗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的权力。另外，结党现象既然普遍存在于整个官僚集团，也就成了宪宗推行人事政策的一柄利刃。因为，只要他需要，他可以随时以此为借口罢黜不能实现其意图的高官。我们清楚地记得，裴度罢相就是一个例证。
几种做法的交替运用，既可有效地降低官僚内耗的烈度，避免过份的争夺导致机构瘫痪或政策的无谓反复；又尽量地分配核心权力，实现了多极下的平衡。这虽然包含了利用既有制度的意思，其本身却是反制度的，因而不言而喻也是缺乏延续性的。它和宪宗本人的肉体一起，完结于中和殿一个漆黑的春夜。
相比之下，新君李宥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帝王心术就缺少足够的心得。平心而论，李宥对贡举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不难看出其间的差距。李宥为人所诟病的，主要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他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在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结果也恰如正史所概括的：“穆宗以后”——主要就是指长庆贡举案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士无公论。”
一年之隔，恍如隔世。
元和与长庆的巨大落差说明，科场舞弊或许是偶然的，但它所引发的纠葛却与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缺位存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长庆贡举案和与之相联系的文职官僚们的党争实在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和宫变”对唐朝兴衰的独特影响。文职官僚作为统治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中介，显而易见在政治领域占据着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官僚制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足以保证官僚体系平衡的制度体系，而只有维系官僚体系平衡的皇帝。英武过人的宪宗血淋淋地退出历史舞台后，文职官僚们合乎逻辑地成为下一幕悲剧或闹剧的主角，因为元和宫变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已经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衡平派性斗争了。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花落鸟散，貌似廓大的王朝在此情此景之中显出如此的绵软无力。
就此收笔的话，我意犹未尽。我总觉得，分析和感慨都还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出那种“鸟散余落花”的感觉，因为它们没有祛除粉饰与再加工，保留不了事件本身的叙述力。四十年中间，除却“甘露之变”外就只有“中唐党争”留下了大量文字。可是我将收集来的资料翻看了一多半后，那些单调、雷同和武断的历史叙述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策、地域，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冰冷同样没有血色的词汇频率极高地出现在眼前；而人，能歌能哭、活灵活现的人却迷失在历史叙述中了。那就用一则无从辨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