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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盘庚迁都
盘庚迁都是商朝的分界线。之前的早商，由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屡次迁都，到汤的九世孙盘庚继位迁都于殷后，才逐渐稳定下来，进入鼎盛时期。汤建商以后，商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国家转化，初步建立了专制王权，但王位继承制尚未固定，就出现了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国势几度衰退，政治力量削弱。臣服于商的各国也纷纷挣脱其控制，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刚继位的盘庚力排众议，断然决定迁都于殷。在此过程中，旧部落贵族势力被削弱，专制王权得到加强，商历时几代的动乱终于平息了，建立稳定的奴隶秩序，结束了流徙不定的生活，创造出繁荣的青铜文化。
在早商的历史上，由于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新王即位时，曾多次出现采取迁都的办法，一方面摆脱王族争权夺利的状况，另一方面为了找个更合适的地方营建自己的势力，加强对诸侯、方国的控制。盘庚继位后，也面临着国势衰弱的复杂局面。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内部矛盾斗争激烈，由于商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还不是严格的传子制，因此每当一位商王去世，都会引起一场争夺。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王室之争使得诸侯、方国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再向王朝进贡。盘庚即位时，发生了彭、韦二方伯的叛乱，北方和西北方的土族、羌族也日益强大，对商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新王盘庚不停地思索寻找解救的办法。作为有雄心的新王，盘庚想效法先祖来一场变革，但他遇到的阻力也前所未有。为改变国势的衰弱，盘庚毅然决定师从先祖，再一次迁都。
迁都于殷，盘庚是经过了周密考虑的。新都殷地处黄河以北，洹河之滨，不仅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还有着可控四方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防御北方、西北地区各方国少数民族的侵扰。另外，殷还是商的先祖起源活动的地方，盘庚以恢复“成汤之政”为目标，有利于号召人民。从政治上来说，迁殷之后远离了旧都奄（今山东曲阜），可以摆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各种势力，避开其锋芒，摆脱其牵制影响，巩固自己的政权。从经济上看，避开因年久失修而水涝不止的泗水流域，迁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盘庚宣布要迁都于殷时，马上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经过细心观察，盘庚发现迁都的阻力主要来自旧贵族势力。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财富，迁都之举无疑将使他们经济受损，政治势力遭到削弱，于是他们便散布流言，欺骗人心，使一些平民跟着反对迁都。盘庚于是将反对迁都的人一一找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们陈述其中的利弊，并充分利用商人敬畏祖先、信奉鬼神的心理，努力劝说他们，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终于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迁都之举。
仅仅迁都，并不能彻底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盘庚立即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一扫昔日王族奢侈淫逸的风习，一切从简，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安于质朴。紧张的营建开垦、艰苦奋斗的建设改变了商人的精神面貌，昔日贪污腐化、争权夺利的内耗得到抑制。盘庚选贤任能，惩恶扬善，论功行赏，重新以法度正天下，整顿朝政。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团结民心，减轻剥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同时打击了侵扰边境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安定了边疆。这样，商的势力才渐渐强盛起来，王权得到巩固。
盘庚迁都是商朝历史的转折点，对商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盘庚是位富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魄力的君王，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迁都成功，去奢就俭，根治腐败，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
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西周建立
周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以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为界分为两段，前一段就是西周，是我国奴隶制文明的最后时期。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渐渐瓦解，向封建制过渡。“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周礼，以及西周开始实行的分封制，渐渐完善的法制，都为以后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借鉴。为西周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周文王，经由文王、武王的努力，于公元前1066年牧野之战中大败商纣之后，西周才正式确立，周朝王业实际上是从太王曾父开始的。
周族的先祖相传是后稷，国君姬姓。周族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寻求发展机会，公刘率民征服豳地后定居下来，吸引不少部族来投靠，为周族崛起打下基础。公刘之后九代，古公覃父被立为首领，这时姬姓部落因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已逐渐富裕起来。由于常受到游牧民族侵扰，他们便在覃父带领下迁居岐山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定居，建立了宗庙城池，设置官吏，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王国。这时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周的强盛。其后季历继位，至朝歌觐见商王，在其支持下攻伐戎狄，解除了他们对周的威胁，但因为遭到商王的猜忌，被杀，也埋下了商周仇恨的种子。
文王姬昌在即位的第一年便进行了一次伐商战争，结果大败而归。他意识到力量还不够，就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并招纳贤才。通过这些措施，周在远近的方国部落中有了很高的威望。文王表面佯装臣服于商，其实暗中已积极筹备灭商大计。在受到鄂侯之事牵连而被关在里时，纣王杀掉他的儿子伯邑考并将其煮成肉汤给他喝。文王假装不知道，忍悲喝下，还命国人向纣贡纳宝石和美女。纣以为他昏庸无为，就释放了他。文王在被囚禁期间，研究天地万物发展规律，把古人传下来的易经推演为周易。
被释回国后，姬昌一如既往把机锋藏得滴水不漏，暗自扩展势力，敬老慈少，礼贤下士，赢得天下人心。有一天，文王要出猎，照例先占卜。据卦示，所获并不是异兽珍禽，而是位能辅佐他成就霸王之业的奇才。来到渭水南岸，他果然遇见了一个钓鱼的奇人。这位白发老者心定气闲地稳坐岸边钓鱼，但他的鱼钩却是直的。这就是姜尚，他在此钓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为了投明主。姜尚祖先是舜时“四岳”之一，但到姜尚这一代已家道中落，姜尚虽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但却怀才不遇。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施展抱负，听说西伯侯文王礼贤下士，便专门守候在这儿。相谈之后，文王认为他是可堪重任的大才，便将这位钓鱼老者请上自己的车，兴高采烈回到国都，姜尚被封为相，封号“太公望”。文王采取姜尚的意见，孤立商，争取盟国，并大力征伐小国，巩固了后方。还灭掉了宿敌崇国，震撼了其他国家，并在泮水之西建镐京。这时候，三分天下周人实际已占据了其二，灭商的时机已渐渐成熟，但积劳成疾的文王却在这时候去世了，在位共50年。他死后，姬发即位，这就是周武王。
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毕公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下，武王静待灭商的契机。即位的第二年，姬发就曾率大军进入商王境内，但因意识到时机尚未成熟，便没有大力征伐。然而这次的孟津誓师，公开举起了反对商纣的义旗，并利用各种机会鼓舞士气，鞭鞑纣的罪恶，无疑是一次灭纣的预演，为伐商大造舆论。纣王残杀了很多亲信重臣，大失人心，气数已尽。武王和姜尚认为灭纣时机已到，便再次出师，大举伐商，周在孟津再次会合诸侯，一路所向披靡。公元前1027年2月甲子日，武王率大军集结在离商都七十多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典礼，并与商军会战于牧野。周军士气高昂，战阵整齐，而商军虽然人数众多，但主将无能，兵士多为乌合之众，大多是俘虏不久的夷人奴隶。两军一交战，商王军队纷纷阵前倒戈。武王乘胜追击，直捣朝歌，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牧野大战以周的胜利而结束。第二天，周武王在朝歌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宣告商朝灭亡，周奉天命掌管天下，西周正式建立。
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春秋争霸
春秋争霸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平王东迁后，奴隶制开始衰落，周王室力量衰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各国诸侯先后出现了旨在掠夺土地、人口、财物的长期争霸战争。争霸角逐中出现“春秋五霸”，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齐桓公是春秋时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齐国位于今山东半岛，靠山临海，进可攻，退可守，处在战略要地。襄公在位时，齐曾一度强盛。襄公死后，避难在外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赶回齐国。在鲍叔牙帮助下，小白抢先返齐，路上遇到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放箭刺杀，但逃过这一劫，夺得君位，小白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起用管仲为相，开始了争霸大业。管仲的改革强化了对国家的控制，有利于政局稳定，为对外争霸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81年，齐约8个诸侯会盟于北杏，但鲁、卫、曹、郑拒不出席，齐便以此为借口讨伐鲁。公元前680年，齐又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宋被迫求和。公元前679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会盟，齐桓公成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此时南方的楚国也日益强大，齐桓公就率齐、鲁、宋、卫、陈、郑等8国侵蔡伐楚，直抵楚境，楚不得已而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楚承认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齐在葵丘召集诸侯国会盟，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的霸主业绩使周王天子虚位得以保持百年之久，同时也避免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践踏。
齐桓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