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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 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 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 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 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 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 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 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 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 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 快哉”！
热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 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 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得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 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 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 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 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 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 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 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 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别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穿着成套 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 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 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 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 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 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 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 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 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 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 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札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 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 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
行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到了重 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 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 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 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
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 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 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 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 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 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 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 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 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 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哪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 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 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 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 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 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 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 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 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
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 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 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 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 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 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 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 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 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 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 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 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 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 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 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 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 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 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 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 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 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 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 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 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 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 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 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 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 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