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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杜甫的诗技巧极高，律诗堪称一绝，即使放到整个文学史上，又有几人能敌得过老杜？“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样天然的雕琢又有几人能办到？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体味他的悲苦、他的感慨，只注重他的形式、他的格律，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像我小的时候根本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仍然能够倒背如流。
然而，杜甫哭了。在几千万人的血泪之上又格外加进了一些悲伤，因为他并不只是想要读诗的人去注重这些。如果只有格律，而精神空虚，又和六朝齐梁之风有何区别呢？
失却了诗的精神，也就失却了老杜，与没有读是一样的——这是对诗人的亵渎。也许你会指责我用词太过，然而，杜甫忍着心痛写下的沾着泪的字字句句，岂能那样轻浮地解读？
大家都知道古时人们弹琴，要事先沐浴焚香，摒除杂念。那么我建议，在读杜甫的诗之前，虽然不必这么隆重，但至少要严肃一些。杜甫的诗，尤其是诗史部分，在我看来是很神圣的篇章，需要用心体会，绝不可草草了事。这样每次读完之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有时还伴以无声的哭泣。有人说读完鲁迅先生的文章之后心里很压抑，其实那就是一种沉重。这两人，一位是伟大的诗人，一位是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用自己的笔抒写着国人的沉重。不同的是，鲁迅是在无情的讽刺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愤怒，是一种难言的沉痛。而杜甫则以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敏感的心，去感受着天下人的悲苦与辛酸，然后将它们化在了自己的笔下，在诉说中哀叹，在感伤中落泪，这种感情又感染了读者，与他一起为着苍生而沉痛。是的，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敢多读。
也许乐于歌唱的唐人也无法承受这种沉重，譬如同为蔬菜，人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黄瓜，而舍弃苦瓜。这样作比也许并不恰当，但无疑唐人在诗歌上的选择是有很多的，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大堆的珍品，所以发出独特光芒的杜诗没有特别引起唐人重视。在整个唐朝，杜甫的地位都不高，即使有元稹等人的极力鼓吹，也作用不大。至于说杜甫活着的时候就和李白齐名，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事实上，盛唐时期人们最看重的，一是“白也诗无敌”的李白，一是“天下文宗”王维，可怜的杜甫此时着实是一个“小字辈”。
这不公平。
虽然我喜极了王维，也为李白的潇洒而倾倒，但我不满于人们无视杜甫。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外患甚重的宋人终于给了杜甫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每每谈到杜甫“诗圣”的由来，人们就会提起杨万里的一段话：“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只是，宋人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的作品，特别是律诗——也就是说，他们崇拜的更多是杜甫的诗律，而并不都是因忧患产生的共鸣。而“诗圣”称谓的确切提出要到明朝，明初的陈献章以及明末的王嗣爽，都曾这样提出过。
可以说，后世人对杜甫“诗圣”的尊称，着眼点就是放在道德上了，即儒家文化中的忠义仁爱、忧国忧民等。譬如郭沫若称杜甫是“诗中圣哲”，也是取这样的意思。
杜甫当得起“诗圣”的称呼，更当得起这样的尊敬。
第四部分盛唐“三剑客”
杜甫像
大家都知道有“唐代三大诗人”之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但却少有人知道“盛唐三大诗人”的说法。
在盛唐的诗坛上，有三位巨星，即李白、王维和杜甫，而盛唐是一个充满英雄浪漫情怀的时代，因之，不妨称他们为“三剑客”。
李白是实实在在的“剑客”，他十五学击剑，二十多岁又仗剑去国，据说还用剑杀过人。王维少年时期也是意气风发的，出塞那段日子更是动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随行出猎。而杜甫，似乎我们很容易把他想像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譬如，李杜虽然并称，但常可听到人们称杜甫为“老杜”，却少有呼李白为“老李”的，当然更没人喊王维为“老王”。老李老王叫着就像邻家大伯一样，而老杜却是对杜甫的特指。感觉这个“老”字，或许真有老气横秋的意思，可感觉又有一分亲切。然而事实情况是，根据留下来的画像来看，很可能我们印象中杜甫的模样倒的确是李白相貌的写真，而杜甫本人则是很意气风发的样子。
那是当然，杜甫也有狂的时候呢，“旷放不自检”就是《新唐书》对他的描述，如果没有一股狂劲的话，怎能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如果不狂的话，李白又怎会屑于与一个俯首低耳之人交往？有一件事，也许让人有些惊讶，杜甫投奔严武后，严武对他起初很好，曾亲自到他家探望，“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这件事把严武得罪了，因此杜甫不得不“往来梓、夔间”。而杜甫最后的死因，说来令人瞠目，据说是由于暴饮暴食而死：这一年他来到耒阳，县令听说一位诗人来到自己的地方，于是一番好意，让人送去牛肉美酒，杜甫“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大概和孟浩然的死有相似之处吧，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这种说法无疑流传更广，甚至法国总统游杜甫草堂时都说杜甫是吃死的。这个传说，和李白追月而逝的传说相比，太出人意料，而且太没有美感，即使再严肃的人，只怕也忍不住初看时惊讶过后的一丝莞尔。但诗人们并不都需要美丽地逝去，诗史上有李白追月的华丽传说，够了，再有人追月就是模仿。王维给弟弟王缙写信之后停笔而逝，安静地归于他诗中素来向往的沉寂，够了，他不需要喧闹。杜甫则是在尽情渲泄着自己的真性情之后，永远地把自己定格在了“真”字上。一个会使气会大嚼会痛饮的杜甫，与那个怀忧天下苍生的杜甫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的杜甫。由此我们感叹，盛唐果然是盛唐，属于它的诗人们都有着它的精神。
而最早是谁把他们三人并称，我不清楚，但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的一段话却极有名：“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
李白自幼在蜀中长大，受道教影响极大，一派仙风道骨，更是唱出世人难以企及的“千秋逸调”，无论称他是“天”才还是“天才”都绝不为过。王维则自幼受母亲影响崇尚佛教，诗中透出佛家的禅趣，有一种空灵之美，而王维本人则极敦厚儒雅，他对世外桃源向往的隐逸情调又使后世文人产生极大的共鸣，因之，“人”才非他莫属。那么杜甫呢？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易经》中对坤卦最为精道的一句概括。而彖辞则说的更具体一些，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易经》语言古朴，含义又太深奥，一时也解不清，不过我们倒也不必细细解释，因为重点就是那一句“厚德载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也只有地的宽广才会容下万物，使万物有一个资生的立身之所。杜甫的胸怀就如同大地一样宽广，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天下的苍生，因之，称为“地才”确也恰如其分。
事实上其他诗人也都关注过苍生，像李白等人，也都有为百姓鸣不平的时候，但和杜甫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达时兼济天下不难，问题是有很多为富不仁者，而独善其身对于不得志的“穷”者来说，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杜甫即便是穷困潦倒，穷到吃饭吃不饱，困到茅屋顶上草乱跑，也仍然在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迂腐吗？可笑吗？我想，没有人可以笑得起来，因为心底会有一种酸酸的痛的感觉。
杜甫以儒者自居，腐儒、老儒、儒冠是他诗中常见的词语。然而杜甫也许自己不知道，他这种“达亦兼济天下，穷亦兼济天下”的思想境界，竟比标准的儒家还要高尚，就好像考试有及格、优秀之分，杜甫超过了儒家所要达到的标准线，甚至可以说他比孔孟还要高尚。
因之，古时文人虽皆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三剑客”中，以杜甫为正统的儒者。
第四部分格律与解闷
【格律与解闷】
我们毕竟还是说到了格律。
没有办法，如果不提精神，则失去了杜甫；如果不提格律，那杜甫又变得不完整了。
我们说到李白、王维时都提过，七律这种到唐朝才正式诞生的文体，事实上是在杜甫的手中发展起来的。盛唐诗人中，七律王维虽然只有二十多首，但已算首屈一指，而杜甫的七律或者再加上律诗，则可斗量。或许李白在格律面前，会大伤脑筋，因此形成了有李白特色的一些格律，但那“官方钦定”的格律对于杜甫来说，却是越来越不像是约束。他已经不需要有人来约束，因�